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背景和本事,现在难以考证确切。从"春风倚棹阖闾城"句知道,此诗当作于今苏州城。从目前考知的史料看,作者一生中曾有过两次离苏州,一次是被贬为南巴尉时。一次是赴淮西鄂岳转运史判官时。被贬南巴在唐肃宗至德三年初,诗中"春风"、"春寒"句证明,作诗时是在冬末春初,时间与被贬南巴的时令相吻合。又诗末有"青袍今已误儒生"句。印证其作于遭贬之后,郁郁不得志之时。此外,青袍又称青衿,按唐朝的服饰制度,三品官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每品又有正、从和上、中、下之别。南巴尉属从九品下,正好服青。由此推断,此诗大约作于至德三年初,诗人第一次被贬,行将赴任之际。
这首诗气韵流畅,音调谐美,景物描写细腻委婉,耐人寻味。诗中抒情,于惜别中流露出愁哀,使人感到深沉凝重。"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水国指苏州一带,因这一带多江河水流而名。这一联说,在春风乍起的时节,诗人将起程作万里之行,船停靠在苏州城外,故友严士元前来送别。二人执手相向,百感交集。回首往事,瞻念前途,心中就象水国变幻莫测的天气,忽晴忽阴,忽好忽坏,还不时带些初春的寒意。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阴落地听无声。"这两句诗,从字面上看,明白如话,但细细体味,会觉得韵味无穷。雨细得让人无从感觉,直到衣服由潮渐湿,方才知道。这种自然景象,只有"水国"常有。阴儿落地,皆因春风春雨所致,前后相承,互为因果。此联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对床夜语·卷三》云:"人知刘长卿五言,不知刘七言亦高。……散句如‘叹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细雨湿衣看不见,闲阴落地听无声。’措思削词皆可法。"对这两句诗,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主客谈笑之间,忽略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偶然才发现雨已湿衣,阴已落地。笔者以为这种解释不确。诗中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阴落地听无声。"一"看"一"听",表明作者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在探求。他看过,听过,然而一无所获。我们知道,残阴落地,是十分零乱的,声音之微;一般也是听不到的,倘或落阴有"声",倒是奇事。那么作者何以如此下笔呢?试推想来,大概二人谈话之中,触及心中不快之事,默然相对。在这暂短的沉寂中,感到衣服已润湿,方知下着细雨,努力去望天空,却是一无所见。看到阴办在纷纷飘落,认真去听,却也听不到半点声响。这里应是写一种极静的环境,以这种静反衬出二人心中的不静和无限忧郁。这样理解,全诗的气氛与作者的心境才统一。此外,作者将要远行,对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所以观察的格外细致。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这是写作者想象中的景象,由儿体的细写转向宏观景致的粗描。薄暮夕阳下,孤帆远去;湖南碧草如茵,愈发勾起作者的情思。应该说,这情思是非常复杂的,有对朋友、亲人的思念,有对仕宦生涯变化无常的感慨,也有对前程黯淡、事业无成的忧愁,还有孤帆远行的寂寞,总之,作者设想着旅途上的景况和自己的心情。
"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东道可指严:七元,即东道主的省称;亦可指东路上的故交相识,与作者的南行相照应。临行之前,关照朋友,若遇到打听我的知己,请转告他们,我已被"青袍"所误。儒生,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代称。按古代传统观念,渎书人当以匡世济国为己任。有一颗成就事业的勃勃雄心。但而今诗人一领青衿,官微职卑,满腹雄才大略无以施展,仕途生涯坎坷不平。从这句诗中,我们看到诗人这里既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也是对朋友们的劝诫,抒发了自己久抑心头的忧怨。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本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夏,此时严武再次镇蜀。严父挺之与杜甫是旧交,严武屡次造访草堂,关怀有加。“西蜀樱桃也自红”,这是杜甫入蜀后第三次产生的亲切感受:成都的樱桃每到春天“也”同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指村农;筠笼,竹篮。村农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诗人与邻里相处欢洽。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满匀圆讶许同。”上句写樱桃成熟,诗人说,我几次把樱桃从篮中移置盘内,生恐碰损,却仍“愁”碰“破”。“万”形容数量其多。“许”,这样。下句写樱桃大小相等,诗人说,樱桃“万满匀圆”,令人惊“讶”:为何大小竟这样相“同”呢?二句写樱桃形体,隐含对果农种植技艺与劳动的赞美之意。
杜甫虽寄寓成都,但每有“不死会归秦”,“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想望和心愿。因而常常忆起在长安的往事。于是后四句便成为他忠爱之诚的由衷流露。“忆昨赐沾门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宫。”二句是追忆任左拾遗时在宫中蒙受恩赐,擎持归家的情景。
大明宫中有宣政殿,中书、门下二省都在宣政殿内,在门下省内接受樱桃之赐,退朝时分,徐徐擎出宫门。这一联的惊奇之处在于,诗人用两个专有名词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对皇恩的感戴。专有名词在诗中给人的联想是很少的,但此处却给人堂皇之感,“门下”表现了空间的纵深,“大明”渲染出庄严辉煌的气势,两个实打实的名词被诗人巧妙地虚化了。唐人李嘉祐诗云“秋冷白云司”,“白云司”指刑部,与“秋冷”连属,别有清峭之气,和杜诗此联一样,都是点铁成金之句。
以时间词为标识,全诗可分作三层:前两联——“今日”;第三联——“昨日”;第四联——“今日”。第三联出于诗人的记忆。引逗这记忆的,是“野人送朱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诗的第一联把题目展开了:“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起句看似自然,实则不同寻常,这全体现在最虚的“也”字上。最轻的字眼,诗人赋予其最饱满的重量。“也”字像是一个呼唤,唤起了当年长安宫中的赐樱之事,原来西蜀的樱桃也这么红啊,时空的感觉包孕在这个“也”字之中。
诗的首联中,“也”字之外,“红”、“满”亦不是随意用之,二字与下联以“愁”、“讶”写对樱桃的珍惜是呼应着的。清人朱瀚说:“红言其熟,起细写仍破;满言其多,起万满许同”。“写”同“泻”,言用水漂洗,“愁仍破”,即愁其破而仍破;“许”,唐人常用口语,如许之意,“讶许同”,即令“我”惊奇竟如此相同,庾信诗云:“讶许能含笑”。此二句融入口语,言约义丰,见出诗人语言的锤炼之功。末联“金盘玉箸”承第三联大明宫富丽堂皇的意象而来,从记忆中醒来,回到“任转蓬”的蜀地“此日”。
这是一首咏物诗。它以“朱樱”为描写对象,采用今昔对比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供职门下省时的生活细节的深情忆念。这就从内容上增添了生活层面和感情厚度。它使我们看到一个既与劳动群众友善,又对王朝怀有忠爱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昔人谓“杜诗咏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絸斋诗话》)此诗可贵处,就在于能画出一个飘零中的诗人。与此相适应,此诗“终篇语皆遒丽。”樱桃“自红”,野人“相赠”,“忆昨赐沾”,“早朝擎出”,“ 此日尝新”,都以遒劲取胜。而“细写愁仍破”, “ 匀圆讶许同”,与“金盘玉筋无消息”等,则又显得很明丽。
这是首惜别诗。诗写乍见又别之情,不胜黯然。诗一开端由上次别离说起,接着写此次相会,然后写叙谈,最后写惜别,波澜曲折,富有情致。“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乃久别重逢之绝唱,与李益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次别后,已历数年,山川阻隔,相会不易,其间的相思,自在言外。正因为相会不易,相思心切,所以才生发出此次相见时的“疑梦”和惜别的感伤心情来,首联和颔联,恰成因果关系。
“乍见”二句是传诵的名句,人到情极处,往往以假为真,以真作假。久别相逢,乍见以后,反疑为梦境,正说明了上次别后的相思心切和此次相会不易。假如别后没有牵情,相逢以后便会平平淡淡,不会有“翻疑梦”的情景出现了。“翻疑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把诗人欣喜、惊奇的神态表现得维妙维肖,十分传神。即使说久别初见时悲喜交集的心情神态,尽见于三字之中,也是不为过的。
颈联和尾联接写深夜在馆中叙谈的情景。相逢已难,又要离别,其间千言万语,不是片时所能说完的,所以诗人避实就虚,只以景象渲染映衬,以景寓情了。寒夜里,一束暗淡的灯火映照着蒙蒙的夜雨,竹林深处,似飘浮着片片烟云。
孤灯、寒雨、浮烟、湿竹,景象是多么凄凉。诗人写此景正是借以渲染伤别的气氛。其中的孤、寒、湿、暗、浮诸字,都是得力的字眼,不仅渲染映衬出诗人悲凉暗淡的心情,也象征着人事的浮游不定。二句既是描写实景,又是虚写人的心情。
结处表面上是劝饮离怀,实际上却是总写伤别。用一“更”字,就点明了即将再次离别的伤痛。“离杯惜共传”,在惨淡的灯光下,两位友人举杯劝饮,表现出彼此珍惜情谊和恋恋不舍的离情。惜,珍惜。诗人用在此处,自有不尽的情意。综观全诗,中四句语极工整,写悲喜感伤,笼罩寒夜,几乎不可收拾。但于末二句,却能轻轻收结,略略冲淡。这说明诗人能运笔自如,具有重抹轻挽的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