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是一首思妇念远之小令。词人将时间集中在一个清秋之夜,将环境集中于一所闺房之内。在以内环境描写人物心态时,又以外环境进行氛围的渲染,从而使人物的情绪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上阕前二句就是内环境与外环境结合交融的成功范例:“回廊远砌生秋草”,这是闺房以外的外环境描写,此句不仅点明闺房所在的环境和闺中人思的时间,而且为下句“梦魂千里青门道”铺排了一个出发点和经由路:闺房中思妇的梦魂正是由此飞向千里青门之外,“青门”当为所思之人的所在地,这是一个更为遥远的外环境,但它只不过是出现于思妇梦魂中的一个虚象,实际仍包含于词中的规定情境——内环境之中。下面两句:“鹦鹉怨长更,碧笼金锁横。”即是内环境的具体展现:闺房中锁在碧笼中的鹦鹉正在怨诉着秋夜的漫长,难待天明。“更”读若“耕”。古时以更漏计时,秋日昼短夜长,故曰“长更”。鹦鹉以金锁锁在碧笼中,点出闺中人富贵高雅的身分。此二句的高妙之处不特在于它以细节的典型性,表现了内环境的特征和人物的社会地位,更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的象征,女主人公正像一只被金锁锁在碧笼中的鹦鹉。她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没有自由、没有幸福。“鹦鹉怨长更”更是女主人公心境的表达,夜长夜短对于鹦鹉来说是无谓的,只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万物之灵——人,才会有夜长难耐的感触,“怨长更”三字确切地表现了一个耿耿不寐的夜思者的心境,这主要不是指对自然时间的感觉,而是写出了人物心理的感觉即心理时间的漫长。
下阕依然是内外环境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典范之笔。“罗帏中夜起”紧承上阕后二句而来,依然是内环境的继续展现,由于鹦鹉的怨音惊醒了女主人公来往于青门道上的梦魂,而揽衣起坐,依帏而立。她向外一望:窗外月光清澈如水,圆圆的玉露变成细碎的霜花,霜花与月光互相辉映,益发皎洁耀眼。“玉露不成圆”,此句最妙,它把自露为霜的微妙变化尽现于笔端。“霜月”二句写的是外环境,而这正是从内环境的视点中展现出来,因而显得内外交融浑然一体,孰内孰外以至使人无法区分。“宝筝悲断弦”则又由外环境的描写转入内环境的刻画:女主人公清宵不寐,愁绪无法排解,便坐到宝筝前抚弦以自遣,然而弹奏未几,琴弦就嗄然而断。弄筝而弦断乃心有郁结情绪不宁所致,又是不祥不吉的象征。因而她的心情变得更加悲凄欲绝,如同断弦一样纷乱而又空寂。
此诗是作者托物寓怀的诗篇,借流莺暗喻自身,寄托身世之感,抒写自己漂泊无依、抱负难展、佳期难遇的苦闷之情。首联描写了流莺的飘荡无依,颔联指出流莺内心的苦闷,颈联写流莺的艰辛备尝,尾联才写到诗人自己。全诗咏物抒情,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颔联是说,美妙的鸣啭,怎么能没有本意?碰到了良辰,也未必就有佳期。
飘荡流啭,毕竟是流莺的外在特点,这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揭示它内心的苦闷。流莺那圆转美妙的歌声中分明深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期遇。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飘荡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驰,将诗人不被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深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 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
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