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雪》始出于东晋谢安与其子侄辈们的一段即兴对话。言简意赅地勾勒了疾风骤雪、纷纷扬扬的下雪天，谢家子女即景赋诗咏雪的情景，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轻松和谐的画面。文章通过神态描写和身份补叙，赞赏谢道韫的文学才华，并因此而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咏雪》作为清谈名士的教科书，特别注意传达魏晋清谈家的独特的语言形象，重视人物语言的润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文章第一句交代咏雪的背景。短短的十五个字，涵盖的内容相当多。东晋的谢氏家族是个赫赫有名的诗礼簪缨之家，为首的是谢太傅即谢安。在这样的家族里，遇到雪天无法外出，才有“讲论文义”的雅兴。召集人兼主讲人自然是谢安，听众是“儿女”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说到了。接着写主要事件咏雪（其实是主讲人出题考听众）。主讲人何以有此雅兴？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俄而雪骤”，早先也有雪，但不大，而此刻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这使主讲人感到很高兴，于是“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答案可能不少，但作者只记录下了两个：一个是谢朗说的“撒盐空中”；另一个是谢道韫说的“柳絮因风起”。主讲人对这两个答案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而已，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也没有表态，却在最后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这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表明他欣赏及赞扬谢道韫的才气，并写出了谢道韫是“咏絮才”。
为何说谢道韫作的词句更好呢？柳絮，作为春时景物，有似花非花，因风而起，飘忽无根，满天飞舞的特征。晋伍辑之《柳花赋》曾形容：“扬零花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飙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谢道韫将此来比拟北风吹起漫天飞雪，堪称契合无间。取柳絮可比其形言其大，点明当时的“雪骤”之景，而“因风起”更指出它随风飘舞，漫无边际的自然特点。（宋代的贺铸《青玉案》词有“满城风絮”句。）由此较之，雪花柳絮，可谓是异迹而同趣了。如此再看“撒盐空中”的比方，则未免有局促见肘之嫌了。比喻更讲究神似：盐在空中唰唰地撒，重重地下落，躲都来不及，何谈欣赏？无美感可言。比作柳絮，一扫滞重之感，因风而起，漫天飘飞，这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柳絮飘飞的季节是春暖花开之时，冬季之冷景，以春季之暖景写出，更见诗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诗词大意
这首诗描绘的是一幅风雪夜归图。前两句，写诗人投宿山村时的所见所感。首句中“日暮”点明时间：傍晚。“苍山远”，是诗人风雪途中所见。青山遥远迷蒙，暗示跋涉的艰辛，急于投宿的心情。下句“天寒白屋贫”点明投宿的地点。“天寒白屋贫”：主人家简陋的茅舍，在寒冬中更显得贫穷。“寒”“白”“贫”三字互相映衬，渲染贫寒、清白的气氛，也反映了诗人独特的感受。
后两句写诗人投宿主人家以后的情景。“柴门闻犬吠”，诗人进入茅屋已安顿就寝，忽从卧榻上听到吠声不止。“风雪夜归人”，诗人猜想大概是芙蓉山主人披风戴雪归来了吧。这两句从耳闻的角度落墨，给人展示一个犬吠人归的场面。
这首诗用极其凝炼的诗笔，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诗是按投宿的顺序写下来的。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清贫生活的同情。
反客为主
唐代诗人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诗可谓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其中最后一句“风雪夜归人”甚至为剧作家借用为剧名，遂使此诗在当代更为著名。然而对此诗的理解，窃以为问题颇大，通常的讲析很难令人信服。
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标题，前面“逢雪宿芙蓉山”六字似已申足诗题，何以还要加上“主人”两字?于是有人以为此乃衍文，“主人”两字应该删去；二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一联，诸多赏析者都展开神思，想象为：诗人夜宿于芙蓉山某农户家，夜闻农家主人雪夜归来，犬吠人答，所谓：“这些声音交织成一片，尽管借宿之人不在院内，未曾目睹，但从这一片嘈杂的声音足以构想出一幅风雪人归的画面。”(《唐诗鉴赏辞典》406页) 此诗不但运用了“反客为主”——出奇制胜的艺术构思，而且还采用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技巧。由此可见，刘长卿的这首小诗，上联写贬谪中的投宿，重在客观描写，下联写投宿时的感受，重在主观抒发，自然婉转，一气呵成。在表现形式上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音律上也如弹丸圆美流转，自有其美，并不存在所谓脉络的跳跃。诗虽全用赋体，然仍意在言外，启人深思。至此，标题中“主人”两字所特含的暗示意味，也就不言而喻，迎刃而解了，这个芙蓉山“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诗人之自谓也。
首联对起。“瞑色”句点明时间。一条登山小径，蜿蜒直抵阁前。“延”有接引意，联接“暝色”和“山径”，仿佛暝色是山径迎接来的一般，赋于无生命的自然景物以生趣。这句写出了苍然暮色自远而至之状。“高斋”指西阁，有居高临下之势。这句是说西阁位置临近雄据长江边的瞿塘关。
诗人寄宿西阁，夜长不寐，起坐眺望。颔联写当时所见。诗人欣赏绝境的物色，为初夜江上的山容水态所吸引，写下了“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的名句。这两句仇兆鳌解释说：“云过山头，停岩似宿。月浮水面，浪动若翻。”是概括得很好的。薄薄的云层飘浮在岩腹里，就像栖宿在那儿似的。江上波涛腾涌，一轮孤烛的明月映照水中，好像月儿在不停翻滚。这两句是改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句而成，诗人从眼前生动景色出发，只换了四个字，就把前人现成诗句和他自己的真实感受结合起来，焕发出夺目的异彩。仇兆鳌把它比作张僧繇画龙，有“点睛欲飞”之妙。何逊的诗写的是金陵附近西塞山前云起月出的向晚景色；杜甫的诗写的是夔州附近瞿塘关上薄云依山、孤月没浪的初夜景致。夔州群山万壑，连绵不绝。飞云在峰壑中缓慢飘流，夜间光线暗淡，就像停留在那里一样。诗人用一个“宿”字，显得极为稳贴。夔州一带江流向以波腾浪涌著称。此诗用“浪中翻”三字表现江上月色，就飞动自然。诗人如果没有实感，是写不出来的。读者从这里可以悟出艺术表现上“青胜于蓝”的道理。
颈联写诗人深夜无眠时所见所闻。这时传入耳中的，但有水禽山兽的声息。鹳，形似鹤的水鸟。鹳鹤等是专喜捕食鱼介类生物的水鸟，白天在水面往来追逐，搜寻食物，此刻已停止了捕逐活动；生性贪狠的豺狼，这时又公然出来攫夺兽畜，争喧不止。这两句所表现的情景，切合夔州附近既有大江，又有丛山的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读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联想。被鹳鹤追飞捕捉的鱼介，被豺狼争喧噬食的兽畜，正是在战乱中被掠夺、被压榨的劳动人民的一种象征。
尾联对结。中间两联都写诗人不眠时见闻。这一联才点出“不眠”的原委。765年（永泰元年）五月，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东下，第二年春末来到夔州。这时严武刚死不久，继任的郭英乂因暴戾骄奢，为汉州刺史崔旰所攻，逃亡被杀。邛州牙将柏茂琳等又合兵讨伐崔旰，于是蜀中大乱。杜甫留滞夔州，忧念“战伐”，寄宿西阁时听到鹳鹤、豺狼的追逐喧嚣之声而引起感触。诗人早年就有“致君尧舜上”、“常怀契与稷”的政治抱负，而今飘泊羁旅，无力实现整顿乾坤的夙愿，社会的动乱使他忧心如焚，彻夜无眠。这一联正是诗人忧心国事的情怀和潦倒艰难的处境的真实写照。
此诗全篇皆用对句，笔力雄健，毫不见雕饰痕迹。它既写景，又写情；先写景，后写情，是融景入情、情景并茂的一首杰作。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