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既醉，乐元丰。明良相悦寿无穷。野人更有深深祝，笑指三台十八公。三台寿松在南岳。
歌既醉，乐元丰。明良相悦寿无穷。野人更有深深祝，笑指三台十八公。三台寿松在南岳。
《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此词自辟意境、写法新奇，通篇用比拟手法，一气贯注，寓意深沉，风格绮丽宛转，色彩浓丽缤纷，是词人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夏敬观评日：“连续诵之，如笛声宛转，乃不得以他文词绳之，勉强断句。此自是好词，虽去别调不远，却仍是裱丽一派也。”用十三女儿学绣喻春光丰满，用轻薄浪子难久比喻风雨对春花的摧残，护花爱美之意的深处，是对美好生命的热爱和呵护之心。落花将春水酿成醇醪，与人之清愁约会，想象奇妙，余味无穷。
为了加大“赋落花”的情感重量，词章从“繁花”切人：“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如果依现代女性年龄标准看，十三岁不过是刚刚踏进中学校门的稚气十足的少女，谈什么拈针学绣。也许是中国古代女性早熟吧，十三岁被视为“豆蔻年华”的妙龄期。如唐代诗人杜牧就这样描写他喜爱的歌女：“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二首》其一）诗人把“昨日春”比成“十三岁女儿学绣”真算是善于创新的神来之笔：如果把“昨日春”比做一位姿容娇美而又技艺精湛的成熟的绣花女，凭着丰富的刺绣经验，当然要讲究个疏密相间，浓淡相宜的美学原则，决不可能把每一朵花都绣得同样鲜艳肥大；只有十三岁少女如春蕾初绽，涉世未深，心地不杂一丝尘滓，有少女的聪慧和青春的热情又不工于心计，学起刺绣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枝一叶自然会绣得丰盈而厚实，真个是“一枝枝不教花瘦”，体现了春阳普照，春雨均沾的春的特点。这正好显示了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浓郁而热烈的春光。
诗人写春闹花繁的可喜，正是为了反衬春去花残的可惜：“甚无情便下得雨儇风倦，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大自然真个是太无情了，竟忍心让风雨一个劲儿摧残折磨着春花，使零落残红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园林地面，简直像铺上一层地毯一样。春花随风飘落，地面或厚或薄，那厚处犹如红色地毯上叠起的皱纹。这落红狼藉的景象描画，昭示了诗人对花落春残的惋惜情怀。
下阕，诗人从对“昨日春”的深情关注中转到对“而今春”的艺术观照：“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诗人对春的情感太深太重了，他简直把春当成理想中的情人。春，本是岁序中一个季节，诗人不但使她有明确的性别、具体的年龄，还有鲜明的个性。当写到东风君临大地、万物开始苏醒的“昨春日”，诗人把她比成十三岁的妙龄女郎在心爱的绣物上绣进少女的柔情，绣进青春的智慧，一心绣出人间最美丽的锦绣；当写到春尽花残的“而今春”，诗人又把他比成用情不专、朝秦暮楚的浪荡子。这不但充分体现出诗人爱春惜春真挚情怀，也收到了诗歌口语化的美学效应。
人生代代无穷已，风雨年年送春归。诗人回忆起前一年送春归去：“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春来江水绿如蓝”，自居易不过写出了春水的颜色，就惹得人们赞叹不已，被誉为咏春的名句；辛弃疾呢，却进了一层，道出了春水的质地：浓浓的、酽酽的，春水春波像酿成为一江醇醪佳酿。春真的要走了，愁，是诗人内在的情感，怎么一下子变成“约”的对象，从外部应邀而至呢。显然，愁，被诗人别具机杼地人化了，仿佛变成了与诗人休戚与共的好友，被邀请在杨柳岸边等候着为春举行告别宴会，以壮春的行色哩。向春告别，为什么要在“杨柳岸边？”因为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在这里，春也被人化了，也成了诗人难分难舍的挚友了。人与自然如此融洽契合，真亏诗人妙笔驱遣。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秋风落叶，景物萧索。触景怀人，能不勾起往事的回忆！“思量着”，余味无限，耐人寻思。这首小词借景抒情，睹物思人。“画楼月影”，“落叶西风”，意境优美，情韵绵长。
这首词的作年、本事均无考。从词中所写的景物来看，当属悲秋怀旧之作。
首句“一叶落”被用作调名，可见在全词中地位之重要。《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原是，见微知著、以近论远之意。由此而来的“一叶知秋”的成语，则包含着人们对于时序变换的特殊敏感。李存勖是武夫，对哲理未必有兴趣，但对时序的变换是有感触的。透过珠帘，他看到一叶飘零，立即引起了严重的关注，以至要掀起珠帘，看看帘外的萧索景象。戎昱《宿桂州江亭》诗“露滴千家静，年流一叶催”，也许可以借来概括此句的第一层意思。一年的好光景即将逝去，怎能不感惜时光易逝呢？
不过，“一叶落”的意象在唐代的诗词中也时常与离情别绪联系在一起。韦应物《送榆次林明府》：“别思方萧索，新秋一叶飞。”韩翃妻柳氏《杨柳枝》词：“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都是显例。尤其是韦诗，此词的前三句可能是从它化出来的，“萧索”、“一叶”等词不象是偶然的巧合。因而有理由认为，李存勖由“一叶落”所引起的感怀，与离情别绪的关系更密切。尽管他意中的离人是谁，已无从考索，但从“此时景物正萧索”的感慨中，可以窥见他的心境是相当苍凉落寞的；又从“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两句，可以看出他确有所思。对月怀人，临风思远，原是人之常情。虽然史称李存勖“其心豁如也”，但置身于此境，也不能无动于衷。古乐府云：”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秋歌》）相比较而言，“画楼”两句思致稍显深沉，而托物兴怀则同，因此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末两句：“吹罗幕，往事思量着。”隐约点到了全词的主旨，而“往事”究竟指什么，则始终不肯说破。作者故意留下的这点模糊性，不仅有助于词境的浑成，而且还使全词增添了几分朦胧的美，读来愈觉悠然神远。难怪俞陛云激赏地说：“庄宗《一叶落》词，其佳处在结句，与《如梦令》同一机局、‘残月落花’句，寓情于景，用兴体也。‘往事思量’句，直抒己意，用赋体也。因悲秋而怀旧，情耶？怨耶？在‘思量’两字中索之。”（《唐词选释》）李存勖的词作大都写于作公子时期。其后用兵，“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五代史补》）应该说，像李存勖这样的词家，在词史上也数得上是“一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