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道,即今日的杭州市。余杭之名相传为“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而得。“航”“杭”谐音,故为“余杭”。
“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四月里的杭州,天空晴朗,万物复苏,一派勃勃生机。“生意”即生机的意思。
“朱樱青豆酒,绿草白鹅村。”绿树上挂着红樱桃,红艳欲滴,青豆配着琥珀色的美酒,爽口宜人。村头田外,满眼的绿草铺成垫子一般,白鹅就在上面嬉戏。简直就是画。朱、青,绿,白,颜色明丽喜人,相为映衬,烘托出一种清新的四月乡间独特的风貌,传达出诗人愉悦而闲适之情。颔联运用了对比、渲染、列锦等手法,采用意象叠加的方式巧妙地将乡间独特物象樱桃,豆,草,鹅排列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乡村春意盎然的图景,烘托静谧的气氛,表达了诗人的闲适而悠游的情怀。
“水满船头青,风轻袖影翻。”春涨水满,船行水上,轻快如飞。微风轻拂,薄薄的衫袖翩翩起舞,在水中映出美丽的影子。面对如此怡人的美景,人的心情也飞起来了吧。
“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养蚕,为防外人冲犯,门户闭得紧紧的。
整首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春日乡村风俗图。风景如画,不见人影,却处处可见人的活动。正是如此,全诗才弥漫着一种生机、静谧、祥和,令人神往。
孟浩然“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读了许多书,以求仕途显达,有益于社会。可是“欲济无舟楫”,仕途上屡受挫折,使他陷入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痛苦中。
第一联“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男儿要有英雄气、不必天天在家读书的景致,在武与文的对照中,明确揭示出全篇主旨,把诗人“儒冠误身”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开闸那样突然迸发出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表现了诗人才大难为用的愤慨心情。这种思想,是由于唐代社会积蕴着浓郁的“英雄”气氛,投笔从戎显然不是诗人的一时激奋之举,而是边塞诗人英雄意识和功名情结长期孕育而产生的结果。
第二联借用《论语》典故,运用概括描写,以旷达的情怀称颂晚辈好勇多才,笔调轻松,感情真挚而又得体。从所用典故来看,告八当为诗人的晚辈。诗人用此诗勉励年轻人从军报国,极具壮逸之气,讴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量。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心中充盈着豪荡侠情和肝胆意气。有志男儿凭此足以立功边陲。诗人对豪勇意气的赞美之情,正是盛唐人心绪的真实流露。
第三联承接前面的才气对照,再写两人的不同遭遇。一个“运筹勇入幕”,一个“养拙就闲居”,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出对告八的鼓励和羡慕,流露出自己不得不隐居的苦情。这对当时人们在儒术之外,还重侠尚武的社会思潮作出了很好的揭示。
末联写诗人借用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典故,以功成身退互勉,在消积中蕴含着积极和奋发,在隐逸中充满了幻想和期望,又告诫告八必须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一样,知进知退,切莫贪恋禄位。功成名就之后又双双归卧田园的典故,以抒发诗人对告八必能恃才建功且会功德圆满的信心。这种热切期盼和信心,同样从一个侧面辉映出典型的盛唐面影。
此诗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虽失意但无苦语,送友人而不见别绪,风格俊爽,颇有韵致。此诗奇句写告八,偶句写自己,句句对照,写得颇有特色。诗中处处闪现着男儿的豪情志节,充溢着一股不同于多婉约情调之宋词的阳刚之气。一方面写告八从军,鼓励他上进;一方面写自己,想求功名后身退。诗中处处照顾到两者的相互关系。最后,以功成身退的“两疏”互勉。写得既真挚而又得体。诗人借送别告八从军,抒发了自己“魏阙心常在修,希求立功成名”的思想,发出了书多无用,功成便退的感慨。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