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首二句，感物起兴。眼见一块原来是极鲜亮的红丝绸，却因蒙上了灰尘，颜色变得暗淡了，旧如“曲尘”，而这“一尺深红”的丝绸，好像不是一般的妇人之饰，很可能它就是女子新婚时用过的方幅红绸“盖头”。这“一尺深红”，应是女子眼中的不寻常之物，她一直把那约一尺宽的红绸作为自己婚姻的象征，看到红绸，就引起对幸福的憧憬。可如今，眼前的红绸却已经蒙上尘土，还有了不少“曲尘”似的霉斑。
睹物思人，不由感慨万端。唉，还是俗话说得对，物品天生的都是旧不如新。然而，就爱情而言，则不能“喜新厌旧”，而应是“日久长新”才好，否则情不专而怨恨必生。窦玄妻《古怨歌》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诗人这里正是以“衣不如新”反衬“人不如故”。看来是丈夫又有了新欢，才引起女主人公幽怨的情思。这二句运用了比喻，虽然手法委宛，语言却很直白，就意蕴而论，显然缺乏含蓄之美感。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这二句，仍然运用了比喻，抒发被弃女子的“恨”意。“合欢桃核”，本来那是夫妇好合恩爱的象征物，旧日婚俗在“新人”家中，也常常摆放枣、栗子、桂枝、桃核等果物，预示喜兆。想当初，女主人公在与丈夫两情欢娱的时候，她是那样相信她们用桃核来表示的永远好合的誓言，现在明白，原来那“合欢桃核”里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了。“人”是“仁”的谐音，说“合欢桃核”另有“人”，就是说她的丈夫内心里另有新欢的“人”了。
所以，这是借鉴了民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的手法写桃核内有“仁”以隐喻合欢之人心中原来别有“人”，富有民间的生活气息。既然对方心中已有他人，故第二句曰“旧物不如新”；虽前有“合欢桃核”之约，然“终堪恨”也。这就既巧妙地讽刺了爱情上的喜新厌旧者，又曲折地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所爱者的执着追求，那“恨”字流露出一种难言的幽恨之情。面对负心人，诗人委婉地提出自己的劝戒，言有尽而意无穷，反映了甜蜜爱情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
这首词，在艺术方面，采用比兴、暗示、谐音双关的手法，加强了抒情效果。但从词的整体意境看，仍然是“意伤于太尽”（张戒《岁寒堂诗话》），缺乏余韵远致。像“天生旧物不如新”、 “里许元来别有人”这样的内心触悟，也过于直浅了些。
其二
此篇是以女子口吻，抒写她对情郎的眷恋。
“井底点灯深烛伊”，这“井底点灯”四字，谓在井底点上灯。何以偏在井底点灯呢？原来这井底之灯，必是深处之烛。而“深烛”，隐喻“深嘱”。“伊”是人称代词，在此代“你”。 “深烛伊”也就是“非常诚恳地嘱咐你。”显然，是作者刻意运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叙事。因而使词意隐晦了。既云“深嘱”，嘱咐些什么呢？即次句“共郎长行莫围棋”。共，介词，犹同；跟。 “共郎”二字，明示女主人公正与郎相聚。
而紧跟“长行”二字，又暗示着这是离别的时刻。所以她才对他叮嘱再三、情意绵绵。此“长行”与“围棋”，又作谐音双关。长行，是一种博戏的名称。据唐人笔记记载，用掷骰子来博“长行局”，因简单易行，唐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唐国史补》卷下），是一种低俗的赌博。而“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艺，棋理高深，可谓文人雅士的游戏。可她为什么“深嘱”将要出门的丈夫，让他记住：我可以与你玩长行，但不同你下围棋呢？原来，她的这番叮嘱中另有深意。她是用“长行”这种博戏的名称来双关“长途旅行”，又用“围棋”来双关“违误归期”。她这是告诉丈夫“远行一定不要误了归期”！在生活中，人们要把某件事情告诉对方，却又不便于明白说出，往往会用这种谐音双关的方式来暗示。这里的“长行”、“围棋”，也是女主人公将她深隐的心曲，婉转托出；虽然可见女子的柔情蜜意，但由于其中的隐语，过于隐晦。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后两句从“长行”引出“骰子”，说那种制造精巧的骰子上的颗颗红点，有如最为相思的红豆，而且深入骨中，表达着我对你深入骨髓的相思，你知道吗？这样一来，自然又深化了第二句深嘱“长行莫围棋”的用意，原来她“共郎长行”，也是有意要用“长行”这种博戏所用的“骰子”来提醒丈夫：当你玩“长行”使用骰子时，知不知道，那骰子上的红点，颗颗都是入骨的红豆，代表着我对你的入骨相思？所以，你千万不要违误了归期。这一句，非常准确地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惦念，对丈夫的那种难舍难离的强烈的爱！
“入骨相思”，一语双关，其中缠绵之意，教人不由魂销。在章法上，则是对前二句“深嘱”早归“莫违期”的对应。诗中，女子“共郎长行”时“深嘱”于前，客子“违期”未归时又“入骨相思”于后，最后以“知不知”设问寄意的口吻轻轻将全诗兜住，然后再表现出这位多情的闺中人亟盼游子早归的焦虑心情。“知不知”三字，把女子离别之久、会合之难、相思之深之苦，乃至欲说无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谓收得自然，余味不尽。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正是女主人公内心深处诚挚而火热的爱情。有女钟情如此，令人读来倍觉感人。“入骨相思知不知”七个字，乃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最精粹之笔，在于后二句以相思子（红豆）为喻，寄托女子的挚爱深情。全词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虽有助于词境的深婉含蓄；但由于刻意为之，便又流人“谜而不诗”（王夫之《古诗评选》）之地，缺乏“自然天成”之妙。
此二诗写“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以讽喜新厌旧；写“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以骰子喻己相思之情，就既未见浓艳的辞藻，又未闻有些许脂粉气。其设想新奇，别开生面，在许多的爱情诗中，使人顿觉耳目一新。大量使用谐音双关修辞法，更使诗作独标一格，别有情致。人们表达爱的情感，力避直率明白，本尚朦胧含蓄（当然不是晦涩费解），而双关隐语的运用，却能使人透过字面的意思，通过那些音同或音近的“别字”，去细细品味那双关语中底层的无尽的意蕴。这些谐音词的寓意颇深，不可囫囵读之。它蕴含着诗人人为的特定含义和感情色彩，能使语言在表达上更含蓄、婉转和饶有风趣。用于表达爱情，则言浅意深，更富有感染力。
第一首诗切合题意，纯是一首写景诗，写的是浓郁的春光充天塞地，不仅山野处处万紫千红，连山房书屋都被蜂蝶花木占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前途充满信心。作者先写近景，在他笔下，春风是柔和的，日光是温暖的，春意盎然。第二句选取了春天里很有代表性的生命：蝴蝶和蜜蜂，作者没有描写它们忙着采蜜的景象，而是写了它们误入厅房，并着一“乱”字，生动形象表现了蜂蝶之忙，进一步表现了春日的勃勃生机。第三、四句转入写静景，柳树的枝条在春风中飘舞，低过了晾衣的横木，在风的吹送下，一片山花落在了笔床上。虽是静景，但作者却是动静结合的描绘——两句都与风有关，而并没有直接写风，可见作者观察细微而笔力不凡。
第二首诗是吊古之作。梁孝王曾在梁园中设宴，一代才人枚乘、司马相如等都应召而至。到了春天，更见热闹：百鸟鸣啭，繁花满枝，车马接轸，士女云集。
就是这样一个繁盛所在，如今所见，则是：“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这两句描画出两幅远景：仰望空中，晚照中乱鸦聒噪；平视前方，一片萧条，唯有三两处人家。当年“声音相闻”、“往来霞水”（枚乘《梁王兔园赋》）的各色飞禽不见了，宫观楼台也已荡然无存。不言感慨，而今古兴亡、盛衰无常的感慨自在其中。从一句写到二句，极自然，却极工巧：人们对事物的注意，常常由听觉引起。一片聒噪声，引得诗人抬起头来，故先写空中乱鸦。“日暮”时分，众鸟投林，从天空多鸦，自可想见地上少人，从而自然引出第二句中的一派萧条景象。
诗人在远望以后，收回目光，就近察看，只见庭园中的树木，繁花满枝，春色不减当年。就象听到丁丁的伐木声，更感到山谷的幽静一样，这突然闯入他的视野中的绚丽春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梁园极目萧条的印象。梁园已改尽昔日容颜，春花却依旧盛开。“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诗人不说自己深知物是人非，却偏从对面翻出，说是“庭树不知”；不说此时梁园颓败，深可伤悼，自己无心领略春光，却说无知花树遵循自然规律，偏在这一片萧条之中依然开出当年的繁花。感情极沉痛，出语却极含蓄。
作为一首吊古之作，梁园的萧条是诗人所要着力描写的。然而一、二两句已经把话说尽，再要顺着原有思路写出，势必叠床架屋。诗人于紧要处别开生面，在画面的主题位置上添上几笔艳丽的春色。以乐景写哀情，相反而相成，梁园的景色愈见萧条，诗人的吊古之情也愈见伤痛了，反衬手法运用得十分巧妙。
全诗分前后两部分，笔法不同，色调各异，然而又并非另起炉灶，“庭树”与“飞鸦”暗相关合（天空有鸟，地上有树）。篇末以“旧时花”遥应篇首“梁园”，使全诗始终往复回还于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情之中。历来运用反衬手法表现吊古主题的作品固然不少，但有如此诗老到圆熟的，却不多见。
“鹤关音信断，龙门通路长，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这几句意谓：可寒衣虽然准备妥当，这龙门戍地的道路却又很长很长，你在天的那一边，我在天的这一边，这寒衣怎么能送到你的手中呢？只好让它搁在那儿独自地散发熏烤的香味了。全诗到这里嘎然收束，那不尽的愁思，那远戍他乡征人的悲苦，只好留给读者去玩味，揣摩了。这里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情无限的效果。表面上看是诗人对一对“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的人为分离而寄予无限的同情，实际上是作者对唐统治者发动对外扩张的非正义战争的谴责与抗争。不难看出，作者善于吸取《诗经》、《汉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但比之表现的感情更为细腻，更能打动读者的情思。可以想象，作者是和着泪永挥写这首诗的，不过，他把眼泪洒在诗篇之外罢了。
从诗人记事起，唐王朝就无休止的进行武力征伐。据史书记载，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兴兵讨伐西突厥，擒沙博罗可汗；公元661年又讨伐百济，灭掉了百济国，并击败了日本的援兵；接着又征高丽，擒高丽王高藏。作者十五岁那年，即上书右相刘祥道，抨击唐王朝的侵略政策。该文中说：“伏见辽阳求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常卒……飞刍挽粟, 竭淮海之费 ……图得而不图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心腹之疾。”（《上刘右相书》）这种反侵略、反扩张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诗人，王勃把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秋夜长》是诗人作品中反映现实最深刻的诗篇之一。把这首诗放在初唐诗坛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中来分析、来评价，不难看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可以肯定地说：诗人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盛唐和中唐的现实主义诗篇已相去不远。在那样的时代，作者能写出如此深刻的反映现实社会的佳作，当犹如平地而起的一声惊雷，使得那些仍醉心于宫诗、艳诗的文人为之一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