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暮春时节，晴天白昼，游故地怀故人。
上片开头三句是写景，晴天飞云、水边轻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境界。“做弄得”是渐渐使得的意思。接着“驻马”、“旧时”点明故地重游，也是写人：词人在这美好境界的桥西停下了马，并且把马系在他过去也曾经还是那样翠绿，但是，昔日“翠陌寻春”的人不见了，而且眼前周围也没有人，只好漫问晴梢小桃故人消息，而小桃却是无语的。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令作者感到伤情。而可恨的燕莺，不了解词人的痛苦，更不抚慰词人的痛苦，却隔如雨乱红飞去。
下片开头四句写感慨，好像是另笔，实际仍然是上片的“闲情”的发挥，并没有断了词意。接着两句，进一步写怨恨、写愁。前面系过马的晴上。“旧时”两字告诉读者，这是故地重游了。在故地见到昔日的芳晴还活着，只是说“怨恨”难于诉说，只是说“愁如许”，而此处则是到了“断肠”的地步了，到了要写“此意”“都无新句”的地步了，可见其怨恨之深，愁之深。最后两句以何时再见故人——仙侣作结，点明了题意。
此词通篇白描手法，借景抒情，将词人重游故地却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怀念故人却无处寻觅的愁怨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吊古伤今，表现了身处偏安局面，不胜今昔之感的情怀。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阿房废址，汉代荒丘，成了狐兔群游之所。昔日豪华，已成春梦。抚今追昔，不胜悲愁。
下片着重抒情。眼前景象，悠然往事，惟见塞雁南来，渭水东流。黄昏时候，益觉伤感。全词工丽哀婉，情韵悠长。这是康词中较为突出的一首。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