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阐明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人瘦、发稀、视力减弱、多病等不利的一面，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励等有利的一面，对此如果细致全面地加以思考，就能树立正确的老年观，就能从嗟老叹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而有所作为。全诗表达了刘禹锡对生死问题的清醒而乐观的认识，说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唯物的态度积极对待人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句，深为人们赞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前六句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对白居易的关于“老”的看法颇有同感。一二句写“顾老”是人之常情，人们谁都顾虑衰老，老了就没有人怜惜。接着四句进一步交代了“顾老”的原因，诗人用形象的语言作了描绘：因为衰老，身体一天天消瘦，腰带要不断地紧缩，头发渐渐稀疏，帽子就自然要偏斜。书卷废置不看，是为了保护眼睛；经常用艾灸，是为了延年益寿。
“经事还谙事……下此便翛然”四句从另一个方面谈了对“老”的看法，是针对白居易的“伤老”而言。刘禹锡认为，老固然有老的短处，但是老也有老的长处。老的短处是体衰多病，“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历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年岁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了解的事理也多，看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加深广。仔细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幸事。所以诗人吟道：“下此便翛然。”诗人劝慰他的朋友对待衰老不要过多的忧虑，只要正确对待，便可翛然自乐。
最后两句是全诗点睛之笔，意境优美。气势豪放，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撒出满天的红霞。这两句诗既是诗人的内心世界的自我剖白，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
这首诗前后两段一反一正，转折自然，很有辩证的观点和说服力量。最后两句尤为精辟，实为警策之语，后人多以此自勉自励。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