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八句可分为两层，都围绕“还”字来写。前四句写还山的原因，后四句设想还山后的情景。
诗的开头两句说山中带出信来，告诉诗人眼下已是耕种时节。“昨日”，不一定是确指，也可能是前些日子。不说故友捎信而说“山有信”，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同时引出下文“还山”。隐居山中，时而读书，时而就种，魏晋以来一些隐居以求其志的士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生活，故信中以“耕种时”相告，催还之意自在其中。次两句紧承前两句，直接点出催还之意。“怪我还山迟”，乃是山中故友即“杜陵叟”“遥传”来的意思，用“遥传”，用“怪”，可见山中故友盼归之切，也看出诗人与他的情谊，故而不可不还。以上四句叙述，说自己当从速还山。
以下四句写还山后的情景，为诗人的设想。“独向潭上酌，无人林下期”，“潭上“林下”为高冠潭口的环境，“酌”和“期”为隐居之地的生活内容，说“独”，说“无”，可见诗人别弟还山后的孤独，其中透露出兄弟之间的深情。这两句虽是对别后情景的设想，但诗人也许在以往的山间生活中对此早有体验，因而不忍便与兄弟分别，“还山迟”的原因也许主要在于此。诗的最后两句仍设想还山后思念弟弟时的情景。“忆汝处”的“处”字，有彼时彼地之意。当诗人还山后想起弟弟的时候，既不能与弟弟同去潭边饮酒，又不能与弟弟携手林下同游，只能“闲卧对鸬鹚”，难以排遣的思念，难以割舍的留恋即在这一生活细节中含蓄地表现出来，不忍分别之情也就在其中了。也有人以为这后四句是转述杜陵叟的话，说杜陵里独处山间，如何思念诗人，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此篇便主要是写“杜陵叟”，似与别弟的意义不合。
这首诗写得极为平淡自然，很适于表达山问闲居情趣。而平淡自然中义含不尽之情。诗的前半写不得不归，后半写不忍便归，把故友之情、兄弟之情都表现得很含蓄，很真切。
这首词通过对图书一室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宋朝时读书人的那种闲雅的生活，富有情趣。
“图书一室。”读起句便颇有点耳目一新之感。点明要写的地点是环堵皆书的 书斋。“香暖垂帘密。”两句连读，将书斋里图书见案罗列，垂帘密掩的温馨安谧 之感写出。 垂帘密，暗示时值隆冬天寒。那“香”“暖”之感从何而来？“花满翠壶 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原来，翠瓷壶中满插鲜花，花气飘逸砚席之间。冬日 阳光洒满窗户，一时满室生春。
“手寒不了残棋。”一枕高卧直至满窗晴日，原来是因为前夜弈棋太晚。前夜 弈棋，残局未收。早上起来，一仍其残。然而只说手寒，语极闲婉。“篝香细勘 唐碑。”残棋未了，生上香炉，铺开砚席，词人坐下来勘读唐碑。一“细”字，足 见其兴味盎然，全神贯注，隐然学人风度。不过，观全幅词情，可知勘唐碑这样 专业性较强的事，不是实写，而是虚描出那种怡然读书的乐趣。
“无酒无诗情绪。”从来饮酒赋诗，自须高兴佳致。词人自道无此情绪，其实 未必尽然。下边结笔一句“欲梅欲雪天时。”以景语对上句作了不答之答。 上言满窗晴日， 此言欲雪天时， 何故？原来冬日放晴， 阳光短暂； 一天之内， 晴而复阴，也是正常的。上言花满翠壶熏研席，既舍梅莫属，此又言欲梅欲雪天 时，又是何故？颇耐人寻思。实际上，花满翠壶之梅，乃“梅蕊腊前破”之早梅， 而欲梅欲雪天时，正谓“梅花年后多”之花时将近矣。启示着梅花怒放盛开于雪天 雪地，从而将境界从书斋推向大自然。当大自然欲梅欲雪之日，正诗人欲诗欲酒 之时。词人佳兴暗已萌动欲发，却不说有此情绪，只说欲梅欲雪天时，一结韵味有余，妙在对偶之外得之。语极隐秀之致。
此词以图书一室之境，发舒淡雅清逸之致，可谓妙词。词中用图书、翠瓷、砚席、棋局、唐碑等名物，及其所构成之境，境中之主人，将宋代时期的人文风貌，社会生活作了细致勾勒，浸润着艺术文化的品味。此词虽无关重大主题，但自具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之美，还是能给人以陶冶性灵之益的。
此词用笔、造境都很讲究。上片笔触颇感细密。图书之满室，插花之满壶，花香之满屋，晴日之满窗，笔致较密。香、暖、花、熏、翠壶、晴日，笔致较丽。但下片中的不了残棋，无诗无酒，欲梅欲雪，皆轻描淡写，便将上片丽密之感溶化开来。由浓而淡，层层轻染，足见韵致之清雅。词中造境是在室内，境界本不大。可是上片收以满窗晴日、虚室生白的意象，下片结以欲梅欲雪天时的描写，将一个小小书斋与隆冬将春的天地相连通，便觉得书斋、人心同天地自然常相往来，境界之大，使人意远神怡。营造意境，讲究以小见大，人与自然相通，这正是中国艺术文化之精神。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这首词是张孝祥在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调知荆南（荆州，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洞湘江入沿庭湖所作。他前年为谏官所劾，罢任北归，也曾泛湘江而至洞庭，作《念奴娇·过洞庭》词，有“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等语，流露出一种疾俗愤世的情绪，这一首写得心气平和多了。他从长沙出发，舟行至洞庭湖，前一段路程以“行尽潇湘”一笔带过，“到洞庭”三字引出下文。“楚天阔处数峰青”一句，写洞庭湖全景恰到好处。范仲淹《岳阳楼记》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在岳阳楼上俯视洞庭之景。词人泊舟湖中，不复写湖之大如何如何，只说四围广阔，远处峰青，则规模可见，气象可想。“旗梢不动晚波平”，是官船晚泊时景象，呈现出大自然清幽的静态美。旗梢，即旗旓。船头所插旌旗上的飘带一丝不动，表明此刻的湖面，风平浪静，所以出现傍晚水波平静的景象，唯有鳞鳞细浪了。这样夕阳斜照湖面停泊的船舟，与辽阔的楚天，青色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境界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画面。
下片写停船后泛览湖景所见。“红数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随着视野的转换，显示出另一番情趣，并给人一种红白鲜明的色彩感。“红数”，指生于水边的红色数草。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红数，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数，呼之为火数。”唐代诗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犹念悲秋分赐，夹溪红数映风蒲。”而词中的“红数”与“白鱼”相对，更感到作者的构思精巧，观察入微。词人既写了远处一条水湾倒映出的红数图，又写了玉刀似的双尾白鱼。鱼称“双尾”而“明”，是跃出水面之鱼，静中见动。也有一种说法，“白鱼双尾玉刀明”指的是映在水中的弯月如同白色的双尾鱼，也好像闪耀着光芒的玉刀。“夜凉船影浸疏星”一句，以景语收结，尤耐人寻味。
这里作者变换出另一幅画面，而思绪已超越了时空对念的限制，直接转入夜景，使读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来思考这个过程。再从画面本身来看，是从行舟夜泊的角度落笔，摄取大自然中富有代表性的两种景象：一是疏星淡月，倒影湖中；二是水中船影遮盖着星空倒影。这不仅与前面的“楚天阔”、“晚波平”的自然景象相呼应，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优美的词境。“夜凉”二字，既是词人的直感，又显示出流恋自然界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