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