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纳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皆血泪交溢，语痴入骨。此词尤称绝唱。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以夜台幽远，音讯不通，以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相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纳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词起得突兀：“此恨何时已？”此乃化用李之仪《卜算子》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成句，劈头一个反问，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无穷无尽的哀思。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又恨人天悬隔，相见无由，值此亡妇忌日，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句，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滴空阶”二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阕词意，温词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温飞卿是为离情所苦，纳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故其凄苦更甚。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此时已是夏天，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故称“葬花天气”。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其一明属夏夜，却称“寒更”，此非自然天气所致，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其二是词人不谓“落花”，而称“葬花”，“葬”与“落”平仄相同自非韵律所限。人死方谓“葬”，用“葬”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却如落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之“葬花天气”，妻死整整三年，仿佛大梦一场，但果真是梦也早该醒了。“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二句承上句来，人间无味，倒不如一抔黄土，与人世隔开，虽觉冷清，却能将愁埋葬。夜台，即墓穴。埋愁地，亦指墓地。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钗钿约，竟抛弃”二句，再从自身痛苦生发，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古时夫妇常以钗钿作为定情之物，表示对爱情的忠诚。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乃双股笄，钿，即金花，为珠宝镶嵌的首饰，亦由两片合成。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
下片开头，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以后的情况。这当然是以人死后精神不死，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此亦时代局限使然，也未尝不是词人的精诚所至，自然无可厚非。“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依？”“重泉”，即黄泉，九泉，俗称阴间。双鱼，指书信。古乐府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诗，后世故以双鲤鱼指书信。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一定得问问她，这几年生活是苦是乐，他和谁人伴。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及。词人在另两首题为《沁园春》的悼亡词中也说：“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又曰：“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由生前恩爱，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欲以重理湘琴消遣，又不忍听这琴声，因为这是亡妻的遗物，睹物思人，只会起到“举杯消愁”“抽刀断水”的作用，而于事无补。湘弦，原指湘妃之琴。顾贞观有和性德《采桑子》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孤负新凉，淡月疏棂梦一场。”由此可以看出卢氏在日，夫妇常在东厢理琴。理琴，即弹琴。捎信既难达，弹琴又不忍，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性德于其妻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也当成挚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是极难得的。词人欲“结个他生知己”的愿望，仍怕不能实现：“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缘悭，指缘份少；剩月零风，好景不长之意。读词至此，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新婚三年，便生死睽隔，已足以使人痛断肝肠，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这个现实不是太残酷了吗？在封建制度下，婚姻不以爱情为基础，故很少美满的，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许多痴情男女，只得以死殉情，以期能鬼魂相依。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已是进了一步。但又自知无望，故结尾“清泪尽，纸灰起”二句，格外凄绝。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