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