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文天祥创作说）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为了把复杂的思想感情浓缩在精炼的语言之中，文天祥较多地借用了典故和前人诗歌的意境。

　　开头三句回忆抗元斗争的失败。这里借用了三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操船队的典故。据说那次正好碰上东南风，仿佛老天有意帮助周瑜成功一般。可是南宋军队凭借长江天险却未能抵挡住元军，又仿佛老天不肯帮忙似的。“水天空阔”写长江水面宽阔，本来正是阻挡敌人的有利条件。“不借”，不肯帮助。“英物”，英雄人物，这里指抗元将士。

　　“蜀鸟吴花残照里”到“此恨凭谁雪”，写这次途经金陵时所见。“蜀鸟”指子规，也就是杜鹃鸟，相传它是蜀国望帝死后变化成的，啼声凄厉。“吴花”指吴地的花草，三国时金陵是吴的国都。“残照”指夕阳的照射。“铜雀春情”是化用唐人杜牧的两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赤壁之战要不是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那么曹操的军队早就打过了长江，把乔家两姊妹（孙策及周瑜的妻子）掳去关在曹操造的有名的铜雀台里了。杜牧的诗只是一种假设。但南宋灭亡时宫中嫔妃确实遭到元军掳掠，所以文天祥用“铜雀春情”来指这件史实。“金人秋泪”，汉武帝曾在长安的宫中用铜铸造了一个重千斤的仙人，也叫金人，汉亡以后魏明帝曾派人到长安去搬取这个铜人，据说铜人不愿离开故土，竟流下眼泪来。这里借指南宋灭亡后珍贵文物被元军劫掠一空。总之，文天祥这次经过金陵，满眼都是金人破坏后的残破景象，使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但他又痛苦地想到：自己已经被俘，很难再重整旗鼓，仇恨和耻辱无法被洗刷。

　　“堂堂剑气”两句是懊恨自己的失败。古人传说好的宝剑，有精气上通于天。“斗牛”指北斗星和牵牛星。“空认奇杰”，白白地认我为英雄。这两句是说自己所佩的宝剑倒是把好剑，剑气上冲斗牛，可惜自己已经落入敌手，辜负了这口把自己当作英杰的好剑。

　　词的下片回顾抗元斗争的艰苦经历并向友人表示誓不屈服的决心。

　　“那信江海余生”以下三句，是记一二七六年他从镇江摆脱元兵监视，经海路南逃的事。“江海余生，南行万里”，是说他那次先逃到通州（今江苏南通市），然后乘小船（扁舟）出海继续南行。“余生”等于说幸存的生命。“鸥盟”原指与海鸥交朋友，这里借指抗元战友。“醉眼”原指喝醉酒看东西，“留醉眼”是深情地看的意思。“涛生云灭”指战局的风云变幻。这两句说明他之所以南行万里是为了寻找战友共举抗元大业。“睨柱吞嬴”以下三句用了两个典故。“睨柱吞嬴”用蔺相如的故事。战国时代，秦王提出用十五个城池换取赵国的美玉和氏璧，蔺相如奉赵王之命送璧到秦国，看到秦王没有用十五城来换璧的诚意，就拿着和氏璧怒发冲冠地倚柱而立，警告秦王说：如要夺璧，宁可将璧在柱子上击碎！秦王不敢强夺。“睨柱”就是眼睛斜盯住柱子看的意思。“吞嬴”是说蔺相如怒气冲天象要吞掉秦王似的。“回旗走懿”，是用三国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死于军中，司马懿领军来追，蜀军突然回师（回旗），竟把司马懿吓退。文天祥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自己大义凛然，不畏强敌，就是死了也决不放过敌人。“千古冲冠发”，是讲千百年前，蔺相如怒发冲冠警告秦王的事。

　　最后两句回到现实，意思是说上面讲的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眼前他被拘留在金陵的驿馆，只有秦淮河上的孤月伴着他这个无法入眠的人。秦淮河，是流经金陵的一条河。这两句表明，现实虽然是如此残酷，但顽强的斗争的精神却仍使作者激动不已。

　　
　　（邓剡创作说）

　　亡国之痛是此词上片的主旋律，“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感叹金陵的水阔天空。“世间英物”，指的是文天祥。面对长江，不禁令人心思神往：长江险阻，能拒曹兵，为何不能拒元兵。英雄没有天的帮助，只能遭人怜惜。“东风”如此不公平，可恨之极。这两句，凌空而来，磅礴的气势之中，蕴含着无限悲痛。随即引出许多感叹。“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写金陵城中残垣断壁的惨象。“蜀鸟”，指产于四川的杜鹃鸟，相传为蜀亡国之君杜宇的灵魂托身。在残阳夕照中听到这种鸟的叫声，令人顿觉特别感到凄切。“吴花”，即曾生长在吴国宫中的花，现在在残阳中开放，有过亡国之苦，好像也蒙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凄惨的景象，使人不忍目睹；蜀鸟的叫声，更叫人耳不忍闻。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杜牧曾写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句，这本是一个大胆的历史的假设，现在居然成了现实。借历史故事，描写江山易主的悲哀。三年前元军已把谢、全二太后掳去。“金人秋泪”典出自魏明帝时，曾派人到长安把汉朝建章宫前的铜人搬至洛阳，传说铜人在被拆卸时流下了眼泪。但宋朝亡国，国亡数被迁移，此恨难消。“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宝剑是力量的象征，奇杰是胆略的化身，所向披靡。可如今，却空有精气上冲斗牛的宝剑和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对文天祥的失败，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金陵风物是历代词人咏叹颇多的。但此词把其作为感情的附着物融入感情之中，别有一番风韵。蜀鸟、吴花、残垣断壁，是一种惨象，但表现了作者复杂的情感。

　　下片主要写情，表达对文天祥的倾慕、期望和惜别之情。“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颂扬文天祥与元人作斗争的胆略与勇气。几年前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乘机逃脱，绕道海上，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南方。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邓剡前面跳海未死，这次又病而求医，为的是“留醉眼”，等文天祥东山再起，再起复宋大业。“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睨柱吞嬴”，赵国丞相蔺相如身立秦庭，持璧睨柱，气吞秦王的那种气魄：“回旗走懿”指的是蜀国丞相诸葛亮死了以后还能把司马懿吓退的那种威严。用典故写出对文天祥的期望之情。这自然是赞许，也是期望。“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最后再转到惜别上来，孤月意喻好友的分离、各人将形单影只了。作者虽然因病不能随之北上，但将在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中为友人祈盼。这句话虽然普遍，但朋友之情，家国之悲深蕴其中。

　　这词在艺术上的特色除了写情写景较为融洽之外，还用典颇多。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胸臆。各种历史人物都已出现，较好地完成了形象塑造。这阕词用东坡居士词原韵，难度极大，但仍写得气冲斗牛，感人肺腑，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着真情。

　　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首联自叹为“碌碌无奇”的“腐儒”，只喜有古人的遗书可读，是夜读的缘起，诗笔平平。联系陆游的生平抱负和志越，内涵却不简单。陆游早年即饱报国壮志，不甘以“腐儒”自居，又顾以“奇才”自负；自称“腐儒”与“叹无奇”，都含有“世不我许，我不世与”——即当道不明，才不见赏之慨。“独喜遗编不我欺”，则含有不屑与世浮沉，而要坚持得自“通编”的“济世”理想之意。与五十二岁时作的《读书》的“读书本意在元元”，六十七岁时作的《五更读书示子》的“暮年于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渭”，七十三岁时作的《读书》的“两眼欲读天下书，力虽不逮志有余。千载欲追圣人徒，慷慨自信宁兔愚”，七十五岁时作的《冬夜读书示子聿》的“圣师虽远有遗经，万世犹存旧典型。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雷一灯青”，八十一岁时作的《读书示于局郁郁遹》的“忍饥讲虞唐”，“古言不吾欺”，八十五岁时作的《读书》的“少从师友讲唐虞，白首襟环不少舒。旧谓皆当付之酒，今知莫若信吾书”等句参看，其事自明。

　　次联从室内写夜读，是全诗最精彩的两句。陆游到老还以眼明齿坚自豪，而头上可能早已出现一些白发，故四十以前，即已谈及“白发”，这里出句也说是“白发无情侵老境”。这句孤立看便无奇。与下句作对，却构成很美的意境：头有“白发”逼近“老境”的人，对着“青灯”夜读，还觉得意味盎然，象儿时读书一样。“白发”“青灯”“无情”“有味”“老境”“儿时”’一一相映成趣，勾人联想。凡是自幼好学，觉得读书有味，到老犹好学不倦的人，读了这联诗，都会感到亲切，无限神往，沉浸于诗人所刻划的夜读情景。这一联与后期的《风雨夜坐》中的“欹枕旧游来眼底，掩书余味在胸中”一联，最能打动中老年人胸中的旧情和书味，把他们的欲言难言之境与情写得“如在目前”。诗人六十三岁时作的《冬夜读书》：“退食淡无味，一窗宽有余。重寻总角梦，却对短檠书”，七十七岁时作的《自勉》的“读书犹自力，爱日似儿时”等句，可和此联参证。

　　第三联从室外写秋夜。在“高梧”树叶的摇落声中传来“寒意”。重复敲打的更鼓报过二更，明日公务在身，虽书兴犹浓，而“睡期”却苦不能延。策策、冬冬，声声到耳；秋夜深更，情景逼真。第四联以写入睡前的进食作结。忍饥读书，一杯山药煮成的薯粥，却认为胜过“琼糜”。从进食情况表现作者的清苦生活和安贫乐道、好学不倦的情怀。八十四岁时作的《读书至夜分感叹有赋》的“老人世间百念衰，惟好古书心未移。断碑残刻亦在椟，时时取玩忘朝饥”等句，更可见出他这种生活与情怀贯彻始终。这两联笔调清淡，但意境不薄。

　　陆游诗风格在统一中富有多样化，这首诗是他的平淡疏畅又富有深味的作品。

　　第一首诗全借司马相如的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才华出众，志向远大，但在汉武帝时只当了一名管理前朝文帝墓园的小官。他抑郁不得志，终于弃官而去，闲居在茂陵家中。在他生前，梁孝王刘武与汉武帝刘彻都先后抛弃了他。等他死后，武帝却把他所写祭天地神灵的《封禅书》吹捧起来，而且亲自到泰山隆重祭祀。李贺就抓住这个古人的遭遇，结合自己的身世写出了这首寄寓深远的《咏怀》诗。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四句，描写司马相如被汉武帝遗弃后与爱妻卓文君在茂陵家居时的恩爱闲逸的生活。碧绿的蔓草挂满了井边的石栏，环境是那么优美宁静。相如白天无事，不免又对着知音文君弹起琴来，那曲曲幽韵传达出多少难言的心事。和煦的春风吹乱了文君美丽的鬓影。这里表面上写得悠闲自得，充满了一片天伦之乐，实际却吐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深深寂寞和感慨，正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写：“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同样充塞着一种痛苦到接近麻木的情绪。

　　后部分也是四句，明写梁王与武帝把相如像断草败梗一般地抛弃，只是武帝更懂得打一下、拉一把的政治权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要利用相如的遗著《封禅书》，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亲自登上泰山之顶，装模作样地对着天地礼拜。从相如的角度着眼，这个志大才高写下了煌煌赋作的文士，却“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死后还硬被拉去为统治者粉饰太平，这真是可恨可叹。一个“唯”字，含蓄着诉不尽的凄凉辛酸，似乎他留给人间的贡献，就只是这篇《封禅书》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通篇似乎都是写司马相如，其实诗人已经巧妙地将自己融化进去，所以诗作题为《咏怀》。茂陵家居的情景，正是长吉昌谷赋闲的写照；而泰山顶上的封禅礼拜，也正与长吉屈身奉礼郎的虚应礼赞如出一辙。

　　第二首诗抒写了李贺在昌谷家居的生活和心情，反映了诗人的抑郁忧伤和不幸。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诗人在夜晚吟咏（著书）方罢，突然瞥见一丝白发象秋霜一般地飘落下来，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怎能不使他心头一震?李贺是个苦吟诗人，据说他的诗思常在驴背上觅得，随想随写下来投入身边携带的锦囊中。晚上取出，在灯下斟酌成篇。其母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来”（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正因为他这样呕心呖血地从事创作，再加上家境贫寒、夙志不伸，所以二十多岁就未老先衰，白发惊秋了。

　　“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一“惊”之余，不由便拿出镜子细细端详起来。“聊自笑”，显得这笑是一种对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嘲笑，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笑，表面上似乎反应是淡漠的、不大在意的，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深藏的无限悲苦。联系诗人曾担当过奉礼郎这样卑微的职位，可知这就是诗人无声的啜泣。说他笑中含哭，大概是不过份的。

　　“头上无幅巾，苦蘖已染衣。”头上已没有儒雅的头巾可戴，身上只穿着用苦蘖染成的黄衣。这完全是一副村夫山民的打扮了。这两句写诗人的乡居生活，已到了一贫如洗、令人酸鼻的程度。深一层看，诗人不仅是写生活的艰难，而且也暗示自己整个身心都已浸泡在苦水之中。真乃触处生悲，何往而非苦也。

　　写到这里，诗人已把悲苦情怀推到了高潮。且看他如何收尾。“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这是一种自我宽慰之辞，貌似旷达，其实更反衬出诗人的不幸处境。弦不可拉得太紧，诗文也是这样，作者委婉写来，使前面描写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

　　《咏怀》这类诗，自西晋阮籍创体以来，或托比兴，或借史实，或抒感怀，或重讽谕，其手法多变，总以显示真实情怀，言远旨深为贵。此篇以赋为主，直写自身苦状，透露不遇心态，塑造出一个受压制被鄙弃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就认识和审美价值而言，是有它的独特贡献的。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