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
骊山（今西安市的东边），阿房宫当初的宫殿台基残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极其宏大，设施极其奢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咸阳后阿房宫焚毁。张养浩途经骊山有所感而创作了这首“骊山怀古”小令。
开头三句“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诗人用“今何处”一个问句，强调了对从古到今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只见草萧疏，水萦纡。”再不见昔日豪华的宫殿，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说：“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有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元朝统治者在夺得政权之后更奢侈挥霍无度，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急待调整。
张养浩对当时的状况心怀不满，但想到列国的历史，又觉得从夺得政权，到奢侈暴戾，到最终败亡，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结局。杜牧说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正是由此引申开来写道：“赢， 都 变 做 了 土；输，都变做了土。”这句结尾句式相同的两句是说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死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概括。张养浩在另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的更迭，带给人民的全是苦难。而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作者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 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它虽不及“潼关怀古”思想深刻，但也提示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开篇两句描写山中大雨来临之前云气汹涌、狂风舞动的自然景象，生动形象。诗人描绘电闪雷鸣、雨势磅礴的雄伟奇观时运用了想象、比喻、夸张的手法。诗人登上高处从容观雨，但看到奔流，作者写人间的惊慌，是为了突出雨势之猛，并与自己登高从容观雨的状态形成对比。
下片作者登上苍翠的层峦之上观览奔涌的洪流，从从容容镇定自若。“洗尽从来尘垢，润及无边焦槁，造物不言功”，描写雨水洗尽了长久以来淤积的尘世污垢，滋润广阔无垠的枯萎的草木，生长万物不居功自傲。诗人借眼前大雨洗尘垢、润焦槁的景象，展现了荡涤污秽、惠施天下的远大抱负，从而寄托了自己不居功自傲的高洁情怀。本词以雨后放晴、太阳破云而出的情景作结，使全词收束于开阔明朗的意境。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唐诗中，固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篇章，然也不乏写上层士大夫宴饮、赠妓之作。这类作品，一般思想性不高，在艺术上却偶尔有可取之处。万楚的《五日观妓》，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篇诗作。
此诗首先写乐伎的美妙动人。“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一落笔便别有风情。在越溪边浣纱的西施，是古来公认的美女。诗人刚刚提到西施，又用“谩道”二字将她撇过一边。这样，既触发起了以美人比美人的联想，又顺势转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身上。但仍不直说而故作迂曲。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上迤逦行来，借传统形象比拟所要描写的对象，省却了许多笔墨，却使描写对象轻易地步入了美人的行列之中。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采用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夸张而兼拟人的表现方法。上句用了表示动作的“夺将”，下句用了表示情感的“妒杀”，从而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萱草和石榴都是诗人眼前景物。况端午时节，萱草正绿，榴花正红，又都切合所写时令。随手拈来，为美人写照，既见巧思，又极自然。
写罢形貌之后，又接写歌舞：“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草敛鬓斜。”写出观赏者对乐伎的艳羡，并点出“双草”，更使乐伎形象光彩照人，充分渲染了其勾魂摄魄的力量。
以上四句对乐伎的描绘，从对形貌的静态描绘开始，进而在动态中加以刻画，写她的歌舞。一静一动，由形及神，展示了乐伎的色艺俱佳。
最后诗人深情激动地说：“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死君家”与“彩丝线”密切关合，奇巧而自然，充分见出诗人动情之深。
此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秾艳流丽，光彩照人，是以诗写人的成功之作。特别“眉黛”二句表现手法独特，富有艺术个性，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