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此诗抒写了作者回首一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之往事时的哀痛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全诗语句警拔，撼人心魄，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春愁难遣强看山”，貌似平淡，其实蕴含的情感特别丰富。这一句诗中，作者化用的或许正是唐代诗人杜甫《春望》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写的是安史之乱时，春天依旧，山水依旧，但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春天本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草绿林青，百花争艳，连春山也显得格外妩媚。而此时的丘逢甲却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春景。为了排遣内心的愁闷，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去“看山”。一个“愁”字写出了诗人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担忧愁闷。但“看山”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登高眺远，那让他心惊的挥之不去的往事此时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作者禁不住悲情满怀、怆然泪下。
“往事惊心泪欲潸”，道出了起句中“强”字的答案，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也直接化用其中。杜甫诗意是，连花也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伤心落泪，鸟也为人民的痛苦而惊心动魄。无情的花草禽鸟都为时局黯然神伤，诗人内心的痛苦自然不须多说。“往事惊心泪欲潸”，一方面渲染了“春愁”的分量，另一方面又暗中悬疑，欲露又止，将吐还吞。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没有点明春愁的具体内容的话，那正是诗人为后两句蓄势，为后面感情的喷涌而出作渲染。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两句用逆挽句式描述了“去年今日”台湾被割让时，四百万台湾人民同声痛哭，俯地悲泣的情景。作者始终未能忘记前一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台湾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作者生于斯、长于斯，想不到满清政府竟将台湾同胞世代生息的故园割让给了日本。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无耻出卖，也是台湾人民的奇耻大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惨剧。
作者格外地标明时间——“去年今日”，就是由于这个日子对于他以及四百万台湾民众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同一哭”道出了全体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这是他们心底里发出的血泪呼喊，也是他们满腔爱国激情的强烈迸发。这一催人泪下的情景生动地表明了全体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前两句的蓄势，后两句才一纵到底，略无滞碍，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诗的后两句也解释了前两句伤情的原因。“情能移景，景亦能移情”（吴乔《围炉诗话》）。当时作者被迫离开故乡，看见大陆的春山，联想起故乡台湾的青山绿水——那片被日寇侵占的土地，触景伤怀。春愁难遣，看山落泪，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和故乡山水的热爱。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主要是由于作者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爱憎，泪洒在一起。“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字，却真实而强烈地表达了全体国人的共同情感和心声，包含着作者爱国爱乡，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感人至深，因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
此曲由叹时光流逝之迅疾而生“月残花落”之深慨，抒发了一种老大无奈的伤感情绪，自叹亦复叹人。春花易逝，秋月无常，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与世事的伤感心理。作者巧妙自然地借用李后主之《虞美人》词结合自己眼前的情与景，抒发了他对当时社会和人情世故的不平和不满之意，流露出他对仕途坎坷的愤懑与悲哀之情。若就诗意看，无非如此，似不足誉扬。但就内容表现而言，此词有一种令人感到似浅似深，似熟似生的效果。浅者，是因为“诗里落花，多少风人红泪”，人们已经见得很多了。而月残花落虽相似，各有心酸各有情。王和卿的这首小令从头到尾，春花秋月一路写去，别无一点“人事”的描述，其意旨归趣显得含蓄不明，这就不禁令人产生似熟还生、似浅还深之感，并由此而生吟咏的兴趣、索解的心理。
若就律艺方面而言，这支小令六句六韵，由“春”、“秋”而衍“花”、“月”，然后似轱辘蝉联而下，一脉贯通。曲中“春”字、“花”字、“月”字各出现三次，“秋”字出现两次，春、秋、花、月，反复吟唱，造成一种宛转流畅、回环往复之美。在全曲短短三十一字中，两用对偶，一为工对，一为流水对，整饬中又富于变化，显得和顺谐畅。同时用典自然浑化，若出己手，这一切却又使得它流光溢彩，具有了不可或缺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金末元初的王和卿，散曲作品并不多，既有滑稽调侃，粗俗嘲谑之风，也有空灵之作，如这首小令。但无论哪类作品，皆颇具特色。其题材、风格之多样，也可以说预示了元代散曲多元发展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