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断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
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
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与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句。这说明,张祜的这首诗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讲出了宫人要讲的话,当时传入宫中,曾为宫人广泛歌唱。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像他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然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他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用什么,而该用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诗的第二、三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以上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取代汉朝政权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全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曲折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其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读者思之有理,读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