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先写发现兰花的经过，然后代兰花拟言，写兰花之情操；接着写作者移兰入室、倍加珍爱，衬托兰花品格的高洁；再接着正面讴歌兰花的“晚景后凋，含章贞吉”的品质；最后，以四言诗作结，寄寓作者的感慨。这篇小赋作者通过对兰花的描写和歌颂，表达了他不同流俗、清高自持的处世思想。此赋以四六言为主，有骈赋之风，但还是文赋的笔法，灵动流畅。
文章从闻到兰的香气写起。“秋林空兮百草逝，若有香兮林中至。”这股香气在天气寒冷、百花凋谢的远方传来，芳香异常，引起作者的惊异。猜想一定是秋兰发出的香气，于是“步兰陔，循兰池，披条数萼，凝目寻之”。这里作者笔下暗示出两个问题：一是兰不以华美艳冶诱人，而是远居幽深，芳香自溢；二是百草披靡而兰花正香，暗示了兰耐严寒、傲雪霜、坚韧自持的性格特点。这样写既寄寓着作者的思想，又为下文“舁之萧斋，置之明窗”的描写做了铺垫。
作者在寻找兰的时候，果然兰在那里说话了，它大声地喊道：“我在这里。”（“某在斯”）于是作者靠近去看，只见这株秋兰已是“业经半谢，尚挺全枝”。它两眼含着泪水，像是有所等待；然而高兴的是采集它的人终于姗姗而至了。这是正面描写秋兰的第一层。作者落笔不俗，将秋兰人格化。兰虽以孤芳傲世，但是毕竟还希望人们闻到它的香气。同时这一描写，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隐居与出世的矛盾心情。
接着作者把兰抬进自己的书房，以便朝夕相对。又顾虑天气渐冷寒气袭人，于是“复玉几安置，金屏掩覆”。作者在工作百忙之余，也“必褰帘而三嗅”。这层描写充满了诗意，作者对兰不仅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而且又以夸张的笔墨和激情叙写自己对兰的喜爱，以寄托自己对清高处世生活道路的欣赏。
从“谁知朵止七花”开始，作者对兰进行更深层次的描写。它虽然开花不多，但却“开竟百日”，而且凋谢得很晚，始终含美于内而又安祥贞静地迎接着气候的变化。直到很冷的时候，花梗已冻得僵直，但仍坚韧很难被折断；花瓣已冻得收缩，但仍像要开放的样子，而且淡淡地散发着香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秋兰最后留着一朵花儿，挣扎在严寒之中，来安慰半生沦落的人，令之心神感动。因此“留一穗之灵长，慰半生之萧瑟”一句，是物情人情的高度统一，也是作者对秋兰最大的歌颂和赞美。
文章最后几句用诗歌的形式结尾，是赋体常用的形式，它起到总括前文的作用。赋的写作特点通常是“体物写志”，因此体物铺叙之后的诗歌结尾，也正是作者点明主题、披露作意的时机。本文“写志”的地方在行文中时有流露，“歌曰”部分更是集中表现，作者直接提出：兰幽居避世，清高自守，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
这篇小赋，作者注意字句的工整对仗，音节的轻重协调，内容新颖，融合作者的独特感受，具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这篇赋作者通过赞美兰花不以艳色媚世，徒以幽香怡人的高尚品质及兰花的清幽高洁、凌寒独秀的品性风貌，寄托了作者洁身自爱、超尘脱俗的人格追求及清高自持的处世思想。
康海一度曾春风得意，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被刘瑾一案牵连，盛年遭贬。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这首《雁儿落带得胜令·饮中闲咏》曲中表明了作者归隐乡间、不向世事的决心。从曲中可以看出，他下这一决心并不容易，因为他所受的冤屈，很难从他的记忆中抹去。末两句，表达了对刚正者反遭殃这一普遍现象的激愤和不平。
这支小令放达中寄寓失意，悠闲中含藏不平，刻露了传统士大夫既不愿放弃仕途进取，又对自身遭遇无能为力而聊以自慰的心态，包含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曲子中，作者咀嚼着往日岁月的狂放，奔涌着壮志难展的愤激，回旋着蒙冤受屈的悲凉。
此曲闲愤世诉悲之作，不同于康海表现隐逸闲情、曲风本色豪放的乐隐乐闲之曲，它饱含着一种独特的冤愤悲音，在雄豪中寓有沉郁悲愤的风格。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