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锦瑟》，是李商隐的代表作，爱诗的无不乐道喜吟，堪称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讲解的一篇难诗。有人说是写给令狐楚家一个叫“锦瑟”的侍女的爱情诗；有人说是睹物思人，写给故去的妻子王氏的悼亡诗；也有人认为中间四句诗可与瑟的适、怨、清、和四种声情相合，从而推断为描写音乐的咏物诗；此外还有影射政治、自叙诗歌创作等许多种说法。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而言，以“悼亡”和“自伤”说者为多。
诗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的“比兴”方法。“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想象一下：绘有花纹的美丽如锦的瑟有五十根弦，诗人也一边在感慨快到五十岁了，一弦一柱都唤起了他对逝水流年的喜悦追忆，暗示自己才华出众而年华流逝。
诗题“锦瑟”，是用了起句的头二个字。旧说中，原有认为这是咏物诗的，但注解家似乎都主张：这首诗与瑟事无关，实是一篇借瑟以隐题的“无题”之作。
诗的首联以幽怨悲凉的锦瑟起兴，借助对形象的联想来显现诗人内心深处难于直抒的千般情怀以及诗人沧海一世所有不能明言的万种体验，点明“思华年”的主旨，这是对传统比兴手法创造性的发展。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思春心托杜鹃。”《锦瑟》诗中间两联，最能体现李商隐引典精辟、譬喻精深的持点。李商隐以“庄生梦蝶”的典故入诗，又巧妙地设计了两个字：“晓”与“迷”，深层喜悦譬喻溢于言表。“晓”早晨也，喻人的一生则是青年时代。“晓梦”：青春美梦，年轻时立下的宏伟大志，色彩斑斓的喜悦理想。“迷”迷恋，沉溺也不放弃，不可割舍，不懈地追求喜悦。诗人设字绝妙精巧，赋予典故以新的喜悦哲理，让读者有感于物．有悟于心：使诗句产生了影视效应，再现了诗人为不可割舍的理想进行了不懈追求，无奈却挣扎于权势争夺之中，左右为难受尽欺凌终不得志，到头来只是一场悲苦的梦幻而已。
颈联前一句把几个典故揉合在一起，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当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这是美好的民间传统之说。泪以珠喻，自古为然，鲛人泣泪，颗颗成珠，亦是海中的奇情异景。如此，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界，在诗人笔下，已然形成一个难以分辨的妙境。一笔而能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奇丽的联想的，实不多见。
后一句的蓝田沧海，也并非空穴来风。晚唐诗人司空图，引过比他早的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里用来比喻的八个字，简直和此诗颈联下句的七个字一模一样，足见此一比喻，另有根源，可惜后来古籍失传，竟难重觅出处。引戴语作解说，是否贴切，亦难断言。晋代文学家陆机在他的《文赋》里有一联名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蓝田，山名，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是有名的产玉之地。此山为日光煦照，蕴藏其中的玉气（古人认为宝物都有一种一般目力所不能见的光气），冉冉上腾，但美玉的精气远察如在，近观却无，所以可望而不可置诸眉睫之下，这代表了一种异常美好的理想景色，然而它是不能把握和无法亲近的。诗中此句，正是在“韫玉山辉，怀珠川媚”的启示和联想下，用蓝田日暖给上句沧海月明作出了对仗，造成了异样鲜明强烈的对比。而就字面讲，蓝田对沧海，也是非常工整的，因为沧字本义是青色。诗人在词藻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功力。
对于诗人 来说，沧海月明这个境界，尤有特殊的深厚感情。有一次，他因病中未能躬与河东公的“乐营置酒”之会，就写出了“只将沧海月，高压赤城霞”（《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的句子。如此看来，他对此境，一方面于其高旷皓净十分爱赏，一方面于其凄寒孤寂又十分感伤：一种复杂的难言的怅惘之怀，溢于言表。
此联和上联共用了四个典故，呈现了不同的意境和情绪。庄生梦蝶，是人生的恍惚和迷惘；望思春心，包含苦苦追寻的执著；沧海鲛泪，具有一种阔大的寂寥；蓝田日暖，传达了温暖而朦胧的欢乐。诗人从典故中提取的意象是那样的神奇、空灵，他的心灵向读者缓缓开启，华年的美好，生命的感触等皆融于其中，却只可意会不可言说。
诗的尾联，采用反问递进句式加强语气，结束全诗。“此情”总揽所抒之情：“成追忆”则与“思华年”呼应。“可待”即“岂待”，说明这令人惆怅伤感的“此情”，早已迷惘难遣，此时当更令人难以承受。
诗题“锦瑟”，但并非咏物，不过是按古诗的惯例以篇首二字为题，实是借瑟以隐题的一首无题诗。此诗是李商隐最难索解的作品之一，诗家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慨叹。作者在诗中追忆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伤感自己不幸的遭遇，寄托了悲慨、愤懑的心情，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创造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全诗词藻华美，含蓄深沉，情真意长，感人至深。
上片，怀古伤今，嘲讽“俗耳”者们对传统乐曲的低级欣赏水平。“定场贺老今何在。”以发问的句式，感叹为群众喜闻乐听的圈场乐声到哪里去了？高级的琵琶演奏师贺老而今安在哉？“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进一步写传统的高雅“旧声”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些所谓的“新声”而今成为“怨声”了。“今何在”写今非昔比，“几度”写改“新声”没有限度，“旧声阑”写传统乐曲衰落的命运。“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俗耳”者们占领了当时的乐坛，“繁手”乱拨，谈不上用什么演奏场了。“只知”、“不须”，无情地嘲笑了传统乐风日下，到了“无知”和“低微”的程度。
下片，弃怨转赞，以古论今，优秀传统的乐曲是会永存的。“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从辨声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幼如文姬。“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进深一层，从欣赏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还有老如开元遗老。“试问”，实是不须问，知音者们谁都能晓，“试教”，实是不须教，高手一弹必然发出“辊雷”之声。“开元遗老”是传统乐曲的继承者和传授者，是民族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旧声”竟能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会为民族的传世经典乐曲而自豪。
全词，名写琵琶，实有寓意。批判了“俗耳”、“繁手”的“新声”，肯定了“贺老”、“文姬”、“开元遗老”的“旧声”，是借以对变法重新作出自己的评判。“几度”“繁手”的新法改革，导致一些合理的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也一并“阑”败衰落，“贺老”、“文姬”、“开元遗老”式的苏轼们“怨声”载道？如若有此寓意，对弘扬传统治国之策不无借鉴意义，但一味反对变法则是不可取的，这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的局限性。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此词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阕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俏丽身姿。起始二句叙季节的变换，既平直自然，又蕴含哲理。第一句才说“春归”，第二句就说“春到”。春归是梅花在风雨中所送，春到是梅花在飞雪中所迎。很显然，这里的“迎春”、“送春”者，不是“风雨”、“飞雪”，而是梅和梅花。在风雨中送走春天时，梅花虽已凋谢但在飞雪中迎来春天时，梅花却正吐艳。这两句对仗工整，拟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承“飞雪”写出，极力渲染梅花开放时的冰雪环境，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在“百丈冰”的时节梅花开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一来，“犹有花枝俏”一句就格外醒目。梅花不仅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开放，而且开放得还特别俏丽。作者以冰雪衬托风骨铮铮的梅花，以梅花的品质、梅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人。作者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全新的，不仅是诗人眼中梅花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下阕是对无私无欲的梅花的礼赞。首句承“俏”字写出。俏丽的梅花开放于寒冬之时，它是春天的信使，预报春天就要到来，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她已经飘零了。这就是梅花乐于奉献的性格，所以作者说梅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俏”字浓缩了千种生机，万般气，是这首词的诗眼，是新时代梅花精神风貌的外现。“俏”字也是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桥梁，使整首词的境界浑然天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两句，描写春天降临繁花似锦的时候，梅花那种舒心高兴的样子。写出了花不仅有俏丽的身姿，而且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笑”字写出了新时代梅花谦逊脱俗的品质，豁达大度的精神风采极大地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新时代的梅花形象象征了共产党人斗争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美德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首咏物词是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典范。词前序中说的“反其意”是读者进入这首咏梅词艺术境界的极佳通道。陆游当时主张北伐，皇帝不信任他，朝廷中主和的投降派又排挤、攻击他，他难酬壮志，伤感悲凉，便作了《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持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但是，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要听任群芳的嫉妒，没有阳光普照，却有风摧雨浇，尽管最后“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始终保持了固有的芳香，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表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陆游笔下的“梅花”生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长。陆游笔下的“梅花”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颓唐哀伤，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献。陆游笔下的“梅花”“一任群芳妒”孤芳自赏，无可奈何，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山花烂漫的花丛中欢笑，永远与百花在一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最终结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在春天里得到永生。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诗词中比、兴手法用得最好的一首。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词中象征、拟人、衬托、比喻、夸张、对仗、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出了梅花富于挑战性的个性和谦逊无私的高风亮节，较完美地实现了托物言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