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
上片先写环境氛围,烘托无奈之心境,秋雨袭来,愁上心头,离别之时,互道珍重。究竟是为谁相思成疾,又是为谁害羞?下片写她对离人的深怀眷念,相思之情未曾断绝,只是想见的心愿难以实现。明月升起,将楼阁四面的珠帘卷起。
人世间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明知道无意义,却不得不去做,明明不愿意,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去做的事情。
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藐视,还有对他的仕途的不屑,令纳兰身上别具一番气质,他对轻而易举得到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毫不珍惜,甚至抱着厌恶的心态,他想要抛弃身边的一切,包括他那个富贵的家庭,可是他无法做到,早在他出生的时候,上天就将这些沉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让他无法推卸。
秋风秋雨愁煞人。深秋时分,最是人心苦闷之时,看到万物凋零,一切都要归于沉寂,心内自然是不好受的。纳兰自幼体弱多病,他一直身患寒疾,总是会因为天气变幻无常。而卧病在床。这样的季节,孱弱的身体,无尽的人生,一切都让纳兰感到万念俱灰。“夜雨做成秋。恰上心头”,一想到秋天,首先想到的便是连绵的细雨,还有早早就降临的夜晚,愁绪重回心头。
“教他珍重护风流。”看似对友人道珍重,希望朋友能够在今后的岁月中过得更好,但细读之下,似乎又不是。“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羞?”思念友人,也不至于会思念成疾,如果是思念恋人,那么这位恋人又会是哪位女子,纵观纳兰生平,似乎捕捉不到和这名女子相关的信息。
既然没有踪迹可寻,那便姑且当做是纳兰拟人的一种写法吧。在这首词中,纳兰隐秘的情感得以宣泄,他悄声诉说道:“密意未曾休,密愿难酬。”从未停止过想念,只是这想念无法得以相见,故而遗憾。词人不由追忆往事,回味欢聚的快乐,如梦如真。
明月当空,对夜色叹息,这就是一场虚无的梦幻,“珠帘四卷月当楼”。楼阁上的珠帘卷起,明月照进来,光线黯淡,更加让这思念变得不真实起来,或许“暗忆欢期真似梦,梦也须留”,这一切都只是纳兰在病中,胡思乱想出来的吧,所谓对伊人的思念,也不过是他胡乱所想的。
菊花,不像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别出新意的道出了他爱菊的原因。
第一句“秋丛绕舍似陶家”的“绕”字写屋外所种菊花之多,给人以环境幽雅,如陶渊明家之感。诗人将种菊的地方比作陶家,可见秋菊之多,花开之盛。这么多美丽的菊花,让人心情愉悦。
第二句“遍绕篱边日渐斜”表现了诗人专注地看花的情形。第二句中的“绕”字写赏菊兴致之浓,不是到东篱便驻足,而是“遍绕篱边”,直至不知日之将夕,表现了诗人赏菊时悠闲的情态。诗人被菊花深深吸引住了,其爱菊之情,似较五柳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遍绕”“日渐斜”,把诗人赏菊入迷,流连忘返的情态和诗人对菊花的由衷喜爱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前两句短短的十四个字,有景、有情、有联想,活脱脱地勾勒出一幅诗人在秋日傍晚漫步菊丛赏花吟诗而乐不思返的画面。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点明了诗人爱菊的原因。这两句以否定句式陡地一转,指出自己并非没来由地钟情菊花。菊花是在百花之中是最后凋谢的,一旦菊花谢尽,便无花景可赏。人们爱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来。因此,作为后凋者,它得天独厚的受人珍爱。诗人从菊花在四季中谢得最晚这一自然现象,引出了深微的道理,回答了爱菊的原因,表达了诗人特殊的爱菊之情。其中,当然也含有对菊花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
这首诗从咏菊这一平常题材,发掘出不平常的诗意,给人以新的启发,显得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在写作上,用语淡雅朴素,饶有趣味。笔法也很巧妙,前两句写赏菊的实景,为渲染爱菊的气氛做铺垫;第三句是过渡,笔锋一转,跌宕有致,最后吟出生花妙句,进一步开拓美的境界,增强了这首小诗的艺术感染力。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