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深层写出岩壑的清与幽。时间集中为傍晚（前一首则为从早到晚）。暮色苍茫之间，白云映绿水，清音响幽谷，余霞散彩，宿阴遮窗。花、草、树、石相互萦绕，相互依凭。由此生发出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他独坐山斋，如东汉时期陈藩设榻款待徐孺子那般，殷勤地盼望薛道衡来此作客。但薛道衡不来，他只好鸣琴思客了。末尾二句，无穷感喟，大有非薛道衡便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无闷”（即与世无争）的情怀一般。
这组诗遣辞命句非常考究，对仗工细精巧，如“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涧户散馀彩，山窗凝宿阴。花草共萦映，树石相陵临”等句，可分明看出受到南朝诗的影响，如谢灵运、王融、吴均等人的写景作品，不难看出杨素和他们的联系，当然，杨素的诗句也有空寂旷怀的意境特色。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首联中“鸟道”，写山之高峻；“登顿”，上下意，诗中指翻山越岭。“几登顿”“无暂闲”，概括地描述了行人马不停蹄．在崇山峻岭中奔走的情景。以“几”修饰“登顿”，可见行人已走的路程之长。这两句落笔“山行”，既点题，也为后文作了铺垫。
颔联写行人在鸟道上跋涉已久，一定非常疲惫，走出漫长崎岖的山坡，满以为山路已尽，展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谁知起伏的山峦又如刚才走过的山一样横亘在面前。用一“出”字、一“犹”字，生动地显示了行人错以为山路已尽的兴奋，以及看到眼前横亘的山峦后失望、厌烦的情绪。两句诗一扬一抑，既写山路，又写行人；写山路回应“几登顿”，写行人回应“无暂闲”；写山行非常真切，写行人十分细腻。
颈联描写山间的具体景物。水石相激。湍奔而去，耐寒的松树，树色苍凉，令人顿生寒意。诗人驱马赶路，走出长坂，又入群山，“山行”的辛苦、乏味自在不言之中。现在又要过激流，穿寒松，荒寒的景象使山行之人不能不生孤寂、厌倦之感。
尾联诗人在自觉厌倦之时，马上自激自励：王事未尽，不当思归。“王程”二字总管“山行”，点明了此次”山行”的意义。“顾刀环”句用汉朝李陵的典故。李陵留匈奴后，汉使任立政等见到他，难以私下说话，便向他使眼色，井屡屡抚摸刀环，“环”与“还”谐音，示意其归还汉朝。在这里，诗人说“且莫顾刀环”，就是提醒自己“王程”未尽，公事未了，决不能中途而止。诗人以明确的尽职意识，战胜了“山行”的疲倦、孤寂，诗的情调也为之一振，表现出盛唐边塞生活中所洋溢的进取精神。
这首诗在剪裁上舍因去果，直截“山行”中的一段，以少总多，富于典型性。全诗八句，以“山行”为线索，前六句与山行之所见，意境真切，使人如临其境；后两句写山行之所想，情绪昂扬，一派盛唐风调。
离别是人生总要遭遇的内容，伤离伤别也是人们的普遍情感。江淹的《别赋》择取离别的七种类型摹写离愁别绪，有代表性，并曲折地映射出南北朝时战乱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状况。其题材和主旨在六朝抒情小赋中堪称新颖别致。
文章眉目清晰，次序井然。其结构类似议论文，开宗明义，点出题目，列出论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首段总起，泛写人生离别之悲，”黯然销魂“四字为全文抒情定下基调。中间七段分别描摹富贵之别、侠客之别、从军之别、绝国之别、夫妻之别、方外之别、情侣之别，以“别虽一绪，事乃万族”铺陈各种别离的情状，写特定人物同中有异的别离之情。末段则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打破时空的方法进行概括总结，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别离的共有感情。其结构又似乐曲中的ABA形式，首尾呼应，以突出主旨。
《别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借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以刻画人的心理感受。作者善于对生活进行观察、概括，提炼，择取不同的场所、时序、景物来烘托、刻画人的情感活动，铺张而不厌其详，夸饰而不失其真，酣畅淋漓，信然能引发共鸣，而领悟”悲“之所以为美。作者对各类特殊的离别情境，根据其各自特点，突出描写某一侧面，表现富有特征的离情。作者力求写出不同离怨的不同特征，不仅事不同，而且情不同，境不同，因而读来不雷同，不重复，各有一种滋味，也有不同启迪。
善于抓住特征，善于选择素材，还必须有相应的语言技巧，方可描写出色。《别赋》的文饰骈俪整饬，但却未流入宫体赋之靡丽，亦不同于汉大赋的堆砌，清新流丽，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名句，如溪流山中，着落预判，千古传诵。
从“晋室昔横溃”到“天骄蹙中原”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西晋末年，军阀割据，朝野纷争不断。“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两句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窒息的乱世画面。“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是指，当时匈奴的军队相继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整个中原已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此刻如果再没有杰出的将领出来抵御侵略，司马王朝必将灭亡。这一段极力描述局势的纷乱与紧迫．是在为下一段谢安的出场做铺垫。时势造英雄．正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可更具英雄色彩。
从“哲匠感颓运”到“苍生望斯存”为诗歌的第二部分。谢安于乱世中应时而出，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司马王朝的半壁江山。为了表现谢安的雄才大略，诗人首先描述苻坚领导的前秦军队是如何强大。由“百万众”和“如云屯”即可看出，前秦的兵士众多，气势恢宏，这正与西晋王朝混乱纷杂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投鞭可填江”，固然是在描述苻坚的狂妄自傲、不可一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秦的军队之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安临危受命，凭借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在淝水将前秦的军队一举击破，使“淝水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场著名战役。诗人又用“谈笑”一词勾勒出了谢安从容不迫的气度。战场上刀光剑影，惨烈异常，而谢安依然能够轻松自如，从容面对。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国时的奇才诸葛亮。“丑虏无遗魂”，写前秦军队的落荒而逃，既和前面大军进攻中原时的浩浩荡荡以及苻坚的不可一世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烘托出谢安战绩的显赫。这一战的胜利为谢安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推崇，使他得以流传百世，受人敬仰。
从“冶城访古迹”到“归入武陵源”是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诗人的目光从历史上回到了现实中。谢安墩地势高耸，鲜有人声喧哗，这样略显荒凉的场景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王羲之当年正是在这里劝谢安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这才有了之后谢安的应时而出、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之举。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王羲之和谢安可谓志同道合，就像梧桐与嘉树一样，而他们的故事也如同蕙草留下的芳根一样，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千秋佳话。想到这段历史，诗人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自己。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像谢安一样，建立不朽的功绩。然而身边并没有像王羲之之于谢安这样的知己，自己空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怀才不遇的苦闷无处排遣。在谢安墩上远望，白鹭在春天的小洲上空飞过，青龙山迎接着初生的太阳。诗人看见的自然景物都蕴含着生机和希望，而身边的谢安墩由于年代久远，楼台倒塌，到处长满繁茂的庄稼。这使他再次感叹功名富贵的不可长存，于是又有感而发：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建功立业，实现心中抱负，一定会辞去官职，到归隐之地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
李白的诗歌字里行间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被赏识被重用，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谢安一战而平天下的壮举正是他最大的理想。因而登上谢安墩，诗人才会有这样多的感慨。虽然现实中有诸多不如意，他依然期待着有机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也是李白和一些归隐诗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隐于林，独善其身。而李白尽管有归人武陵源的念头，也依然希望是在“功成”之后再将其实现。这成了他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成为其大部分诗篇的终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