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这话用来评价王维的这首《栾家濑》实在是再恰切不过的了——此诗中不仅氤氲着恬静淡雅的画面美、流淌着空灵清幽的旋律美，文字的背后还洋溢着精妙的含蓄美，让人读来，直如欣赏一首精妙的音乐一般。
青山不墨千秋画
古代能诗善画者不少，独王维“文章冠世，画绝古今”（宋韩拙《山水纯全集》），所以与之同时代的殷璠说他“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笔成绘”（《河岳英灵集》）也谈及了他的诗富有画意。的确，他能以绘画之理通于诗。他诗中的画境、画中的诗境，构成了他艺术观照中独特的审美意趣，诗中多体现的是清灵俊雅的画境，极具气韵生动之美，从中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朴素的爱怜。这首小诗就勾勒出了这么一副流动的画面：
细雨如烟，仿佛一挂远天的门帘；秋风含情，纤指不时地轻轻一掀。那涨水的溪谷便也有时闪出一汪幽潭，有时闪出一处浅濑。石上的流水明净如绢，轻快地流动着，还不时地打着漩，尤其在曲折处，还不时地有洁白的浪花飞溅，以至于那潜心专注于觅食的白鹭误以为是飞来的石子而吓得“扑棱”一声展开翅膀，飞成一朵生动的白莲，当它明白过来时，便又安然地把脚静静地探入溪间，于是，这里的一切又复归于曾经的静谧、悠然……
其实，文字的背后还有一幅虚写的画面：面对这一切，诗人声色不动，只是默默地注视眼前的一切，心灵一会儿随溅溅溪水而轻快地流动，一会儿随着白鹭而飞旋……此时此刻，诗人简直早已幻化成了一溪秋水、一缕秋雨、一只白鹭，正以自然神韵、勃勃生机展示自己着的风姿，引动我们心灵的翅膀，翻飞在自然诗海的天空。实有庄周梦蝶之妙，早已不知了何为王维、何为自然……这里，不复再有人与物的界限，诗人不言志，也不抒情；不言我，也不托物。诗人在这样静默自然的观照中见真见性，滤去尘杂，还归于对生命个体本质和本相的最直接了解和领会。难怪明代顾璘所以对此评价说：“此景常在，人多不观，唯幽人识得。”
所以有此境者，是因为“无尘垢”，那玲珑的秋雨已荡尽了空中的尘埃，事实上也是因为作者的心中没有尘埃，没有杂念，是以能够有这么淡雅的水墨山水画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也在于作者行文时注意了：
讲究画图结构：诗中罗列了秋雨、石溜、跳波、白鹭等事物，看上去似乎有点散乱无章，但在第四句中着一“惊”字，画面顿时灵动起来了，也就富有了气韵和生气，从而形成了一幅以“栾家濑”为画布的生动而和谐的完美画面。
讲究虚实并用：乍一看，诗中除了一个单调的“白”字外便再也没有一个色彩词，其实，这正是诗人的巧妙之处，因为诗里物象暗中却含有色彩，比如雨中浅浅的秋溪当属暗绿、溪中石当属青黛、溅飞的浪花当属淡白、觅食的鹭鸶当属洁白。单从色彩的角度来讲，“白”是实写，其余皆虚写，在这样虚实的交融中，暗色调与明色调的场景统摄在那细细的秋雨里，那该是一种怎样的迷蒙动人的情景呀。
讲究动静结合：王维极善于在诗中营造流动的画面，但其画面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动托静，利用动态来传达一种静态美，此诗前三句，事实上全是为烘托“白鹭惊复下”而展开的环境描写。白鹭受惊——飞起——“复下”，这是全诗形象的主体，诗人着意描写的也就是这场虚惊。诗人巧妙地以静谧中有惊扰、惊扰衬静谧的艺术手法，通过“白鹭”的虚惊这一“动”来反衬栾家濑的幽静和安宁，使意境显得愈发幽致。
绿水无弦万古弹
王维在音乐上也样有着极高的造诣，因此比一般诗人更能精确地感受到和把握住自然界神奇的音响，并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他诗里所营造的画面中常带有万籁的轻吟低唱，给人以宁静、凄冷或愉悦的情感体验，即音韵美。
诗中细微的风雨声、湍急的水流声无疑给人一种空幽的抒情小夜曲般的美，而那飞溅的浪花、惊起的白鹭则增添了几个协和音符、破了它的单调，这样的画外之音，无疑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空灵澄澈的清幽之境，不仅如此，作者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讲究着音韵的和谐呢：“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中，叠声词“飒飒”、“浅浅”(读jiān，水流急的样子）本身就很富有音声律动之美，而且上句中“飒”为去声，“中”为平声，声调由高放而低敛，正与飘忽的秋雨自天上飘飘洒洒而来之状相合，下句则以牙音、齿音为主，“流”字为舌音，发音由细碎到圆转，自然会令人联想起泉流的潺潺声。“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既不用象声词摹拟声音，也不用动词、形容词等点明景物发出了声音，而是有意藏声于物象中，却让我们于文字的背后隐隐感觉到了浪花的飞溅声、白鹭的振翅声，这样，把视觉感受与听觉感受沟通起来，使音响与景色和谐融合，实在不失为“有声画”，读来果真“如上林春晓，芳林微烘，百转流莺，宫商迭奏”（《史鉴类编》）。也正是在这些声响中传达了诗人淡远的情志，所谓“诗如鼓琴，声声见心”(袁枚《闲情偶寄》)，也正是这远离尘嚣的天籁清音，触动了这位敏感诗人内心的高山流水之志，于是发而为诗。
文字背后见性情
王维的山水诗在含蓄方面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欲吐而不露，欲彰而暗隐，让读者于留白处会心，感受其内在的意蕴、文字背后的情致。这首《栾家濑》的含蓄美就表现在：
虚实含蓄：此诗和诗人其他的山水田园诗一样，也是多在虚处(写景)着笔，让人们从虚的意象里张开想象的翅膀，去寻觅诗中含隐的实的事物（情感）。这里写景是虚，诗人喜爱这里的幽境是实，但字里行间“喜爱”（实）二字只字未提，却含蓄地藏于美景之中。尤其是“跳波自相溅”中的一个“自”字，又特别提醒我们，这一切生动的变化，并非人为的安排，而是大自然这个生命世界的自在自为，一切都是自在的自然，这又是借实——“跳波”“相溅”来写虚——自在之心。
跳跃含蓄：王维其实也是“蒙太奇”手法运用的高手，此诗里即可见一斑，他由空中的细雨，到溪涧的湍流、觅食的白鹭，再到白鹭受惊——飞起——“复下”这几个空间位置的跳跃，真可谓一跃一景，尺幅万里，带给读者不尽的联想和再创造空间，实有“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脂砚斋语）之妙。
结句含蓄：王维的山水诗，在“绘画”之后，往往以意蕴深远的句子作结，从而使得全诗境界顿出。此诗即通过“白鹭惊复下”的一场虚惊来反衬栾家濑的安宁和静穆，说明这里没有任何潜在的威胁，可以过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暗中也道出了这正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全诗没有华丽的字眼，因而诗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淡雅之气。让人感觉作者在这与繁华无关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着，淡淡地品味着人生，也正是诗人淡泊到了极致的情感自然流露，让人读来也觉得霎时心灵中呈现出虚静澄明之貌，仿佛滤去了烟火之气，进入闲散自如的状态，诚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言“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
上阕中写春色正浓，在这个时候横鞭策马，还有佳人含情的目光，一双“嫩水吴姬眼”把女子的美貌描绘得生动形象。“鞭影”、“绿障”、“春堤”、“菱丝”、“嫩水”，各种充满了动感、孕育着生命力的事物重合，将词人激动的心情，舒畅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
下阙承接写至“归”。“归”为“啮膝带香归”，踏尽繁花，享受了众人艳羡的目光，即使归来，依旧满身余香。而为了迎接归来，又有人备好了“樱桃宴”，觥筹交错，均是庆贺之词，烛光闪烁，天色已晚，流年似水，这场宴会不知举办过多少次了，但今年却是轮到“新燕”。“蜡泪”本多为悲凉之意象，但在此，一个“恼”字却将红烛也写得俏皮了起来，红烛不再是孤独垂泪，顾影自怜，却似怨恼东风不该，更为人性化，与“东风”恰似一对冤家。最后一句以“新”“旧”对比，暗喻光阴流逝，“旧垒”住进“新燕”，虽有感慨，却依旧积极明媚，因为今年的词人，正是入眠的新燕，也正是如此循环往复，世界才得以生生不息 。
《生查子》作为纳兰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可以从中看到年少的他意气风发，与往后纳兰厌倦官场后的缱绻之词有很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成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