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为怀古伤今之作。上片写登雨花台远望之所见。白门、石头城、大小长干都是南京古代的繁华之地,只今却空接渔翁的钓竿,呈现出一派萧瑟、冷落,对比鲜明,不胜今昔之感。下片写雨花台之景色,笔法极其飘忽,将眼前之景与昔日之景混为一片,把内心的苍凉沉痛之情融入景物之中,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全词辞采清丽自然,声律和谐宛转,在萧瑟凄凉的意象中,寄托着作者深沉绵远的感慨。
词的上片一开头,作者便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让人们看到的是“衰柳”,听到的是冰冷的潮水打着空城而退去声音。看上去作者是在写景,而实际上就像传感系统一样,作者非常敏锐地从“衰柳”上,从冷潮中,感到了苍凉冷落,并且把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慨,透露和传导给了读者。
接着,作者举目远眺:“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接渔竿。”放眼望去,小巷大街依旧,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以至于听不到了;酒帘子稀稀疏疏,以至于看不见了,只接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写街巷不着笔于市鹰、铺面、人烟,而以“歌板酒旗”来点染。看上去,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而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是从前人的诗句中锻铸出来的。朱彝尊把“歌板酒旗”集中起来,先之以“零落”来描写,继之以“尽”字来述说:寥寥几笔便抹去了古都金陵昔日的歌舞升平,而造成一个萧条幽僻的境界,手法多么简炼、自然。
词的下片以“秋草”起笔,点出了时序,这也与上片的“衰柳”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作者由眼前所见,回溯金陵的往昔。“六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就像那“秋草”一样枯萎了。“六朝寒”,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兴衰史,一个“寒”字,把视觉与感觉勾通起来,透露了作者吊古伤今的叹哨之情。写雨花台而着一“空”字,进而又写“空”到了“更无人”的地步。这就是说,此时此地,除了自己,再也没接别的人了。然而,作者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独自倚着栏杆眺望的。
接下去,一笔陡转,在“斜阳”里倏地飞来了“燕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似乎接了生机。然而,遗憾的是这燕子却是“来又去”了。看来,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到了不堪栖息的地步了,何况是人呢。这真是在绝无写处又生出了妙笔。最后,作者以“如此江山”直抒胸臆,把全部感慨着落在这四个字上。
该词字字深含兴亡交替的感慨,句句流露世事变迁的叹息,全篇意境深远浑厚,情思忧戚缠绵。可以说全篇整体写景,又是整体抒情,景含情深,情以景出。笔力遒劲而醇雅,化用前人旧句,自然和谐,殊不见斧凿痕。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贺新郎”是这首词的词牌,“送胡邦衡谪新州”是这首词的题目,亦可看作是小序,作者在这里交待了词的写作背景、原因和主题。
词的上阕述时事。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写中原沦陷的惨状,形象地概括了北宋灭亡的历史事实,有尺幅千里之势。
首句:梦绕神州路。写作者自己日夜思念北方国土,连做梦都在围着北宋故都汴京的路转。“绕”,即萦绕,牵挂心间,不能忘怀。这里有徘徊、巡回之意。“神州路”,古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里指中原沦陷区。作者为什么要将中原沦陷之惨状托之于梦呢?含意有二:一是中原沦陷不可去,沦陷之惨唯可于梦中见之;二是中原之沦陷如恶梦一般。实景虚写,写出人心之惨痛,故有第二层的质问。
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这两句写梦中所见。中原沦陷惨状,以“怅”为领字。所怅者,一是“连营画角”金兵军营相望,军号凄厉。 二是“故宫离黍”。当他在梦中来到汴京的时候,那萧瑟的秋风,更引起了他的无限悲伤,当年繁华的汴京,已成了金兵的军营,一阵阵哀厉高亢的军号声连成一片,原来的皇宫大殿长满了野草,完全变成了荒凉的废墟。
以上几句,层层递转,字字沉实,词人悲愤之情,愈转愈深沉。因为胡铨主张收复中原、反对议和而得罪权臣,被贬谪岭南,所以起笔即从中原写起。“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是写对中原地区的深沉怀念和收复失地的愿望。作者通过对北宋灭亡、汴京荒凉的描写,表达了对国事的忧伤。这就与坚决主战的胡铨沟通了感情,因为他们的心情和意志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开头很不寻常,作者不写送别之情,不写景物之状,而从共同关心的国事写起,表示对友人被贬谪的同情,并引以为知已,说明他们是志同道合的。
第二层: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严词质问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对开头四句的追问和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呢?
底事昆仑倾砥柱,底事,即何事,什么事,什么原因,为什么?“昆仑倾砥柱”即“倾昆仑砥柱”。昆仑,即昆仑山。古人相信黄河源出昆仑山,传说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入天,称为天柱。见《淮南子·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神异经·中荒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古人以昆仑为至高无上的山。砥柱,即砥柱山,在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水经·河水注》:“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中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如柱然,故曰砥柱也。”《禹贡》称:“异河积石,至于龙门,又东至于砥柱。”倾,即摧毁、倒塌。作者在这里以昆仑天柱,黄河砥柱,连类并书,比喻北宋王朝倾垮。
九地黄流乱注。喻指金人的入侵以及战争带来的惨景。九地:九州,即中国,这里指中原沦陷区。黄流乱注:黄河泛滥,洪水横流。这里喻指金兵的猖狂入侵。
聚万落、千村狐兔。即“万落千村狐兔聚”,形象描写中原经金兵铁蹄践踏后的荒凉破败景象。正如曹操在《蒿里行》描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落,即村落。狐兔,这里指入侵之敌。
在这里,作者叙述了国家残破之恨和人民遭难的惨状,以山崩地裂,洪水泛滥比喻国家的破亡和金兵的入侵,用狐狸和野兔的聚集,表现了战争造成的荒凉,反映出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又以“九地黄流乱注”与上层的“连营画角”,“聚万落、千村狐兔”与上层的“故宫离黍”,上下照应,显得生动形象,深沉悲愤。
在第二层中,诗人提出了疑问,问而不答。乃因答案分明,不言即知,况且涉及朝廷统治者而不能言。故而笔锋一转,写出了以下几句: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其言外之意是:天高固然难测,而衣冠华族沦于异族之手,实乃人事使然。此为第三层,感慨时事,点明送别。
天意从来高难问,天意:上天的意志。此指皇帝的态度。高难问:难以让人琢磨,猜不透。
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况:况且。人情:人们之间的交往情谊。一说“人之常情”。老易悲,是说天意既难测,而人越到老了,想起人们之间交往的友情,越容易感到悲伤,今有深仇而不思报,故长叹:悲难诉。从这里可以看出,“悲难诉”的内涵是:北宋议和灭亡之悲难诉;南宋王朝苟且偷生、偏安江左、迫害忠良,这种悲伤是难以诉说的。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出自杜甫诗《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以表示对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的心意难测,一味妥协投降、忘了亡国之仇的不满。
更南浦,送君去。写送别。作者的笔锋自然转至送别胡铨。南浦,泛指送别的地方。出自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或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以上几句是写作者对南宋朝廷的不满和对胡铨的慰勉。在上一层里,作者用浓重的笔墨写出了亡国之痛,至此便很自然地要问: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在当时,这答案不能明白讲出,所以作者只好借杜甫的“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这两句诗,来暗示国破家亡的罪责,应由最高统治者来承担。诗人以怨愤的笔调写道:上天的意志向来都是难以令人猜测的,何况人越到老了,想起人们的交往之情越容易悲伤,这种悲伤的原因也很难诉说得清楚。是为国家的命运悲伤,还是因为朋友的贬谪悲伤,作者使用“难诉”二字,其意丰蕴含蓄,即是对上面问题的回答,又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人老了容易悲伤,现在为自己的知已送别,其悲伤更属必然了,所以,作者用“更”字,又深入了一层,具体落实在送别上,至此点明主题。
上阕的安排,突出了作者同友人共同的忧国思想,而把个人的伤离放在了次要地位,使作者与友人的惜别之情不同于一般,这就与那些只写离情别绪的俗套之作有明显的区别。突出了共同的爱国思想,也就把词的境界,提到了新的高度。故词的下阕转写友谊与慰勉,叙别情: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下阕也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换头四句紧扣上阕结尾送君“南浦”之意,通过景物描写,说明送别的时间与地点。
首句:凉生岸柳催残暑。点明季节,说明作者写词时,是在夏末秋初之夜。初秋的凉风从岸边烟柳丛里吹来,驱散了残余的暑气,这是地面景象。而夜空中,则是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在横斜的银河里,散布着稀疏的星星,月亮洒着淡淡的月光,不时,偶有一两片云彩轻轻地缓缓地漂荡在空中。耿:明亮。斜河:天河,即银河;银河偏斜,又称斜汉,表示夜已深。这里作者以凄清的夜景衬托离别时的气氛和心情。此时此刻,有何感受呢?心里想了些什么呢?
第二层: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设想分别后的情形,表达怀恋的深情。。
万里江山知何处。极言今后相隔万里,不知道你在何处。
回首对床夜语。回首:回忆,回想。对床夜语:两人对躺在床上谈话到深夜,说明友谊之深。对床,出自白居易《雨中招张司业宿》:“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夜雨,出自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几句曲曲折折抒写留恋之情:既反映了他们深厚的友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国事的感慨:君此去道路茫茫,国家前途亦茫茫。
雁不到、书成谁与。书,即书信。雁不到:相传雁能传书,但北雁南飞止于衡阳回雁峰,而新州在衡阳之南。故民间有“大雁飞不到岭南,书信难以寄出”的说法。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是说宋代朝臣贬谪远方,好友大都不敢互通音讯。苏轼等人,也常在诗中提到过。“雁不到”,为假托而已。
这几句是先从眼前的分别写起,次忆旧情,复叹别后悲伤。意思是:今宵分别之后,我们相隔千山万水,谁能知道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从今以后,天各一方,而我们对床夜话的情景,将成为美好的回忆,唯有通过书信表达我们的友情。但是,新州是个连大雁也飞不到的地方,就是写成了书信,又有谁捎得去呢?这里由眼前的送别,想到了今后可能书信难通,只能回忆以前的友情,这就更深入一层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离去的留恋和悲伤。
以上几句,格调悲沉。词的结尾,作者劝慰友人,调子转而激昂: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这是第三层:遣愁致送别意。
“目尽青天怀今古”照应“天意从来高难问”,远望天空,想到古今世态的变化,有四顾苍茫之感。目尽:极目远望。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言大丈夫不能“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我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怎么能像孩子一样只顾说个人恩怨呢?肯,在这里是怎么肯的意思。儿曹,即小儿女辈。儿曹恩怨:指小孩之间一会儿好,一会儿埋怨。相尔汝,形容两人讲话时互相指着对方的那种样子。尔和汝,都是“你”的意思。出自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作者满腹悲愤感情,通过层次井然的多次转折,这几句是说,遥望苍天,俯仰今古,历史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决不做只念恩怨私情的儿女之辈。请满饮此杯后,听我唱一曲《金缕》,为你壮行送别吧!词的煞拍,创造了一个激昂阔大的意境,雄壮的笔调,表现了作者不肯屈服,坚持斗争的精神,传达了对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通观全词,可以看出,这是一首不寻常的送别词,它打破了历来送别词的旧格调,把个人之间的友情放在了民族危亡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咏叹,既有深沉的家国之感,又有真切的朋友之情;既有悲伤的遥想,又有昂扬的劝勉。作者以慷慨悲凉的笔调,所抒发的不是缠绵悱恻的离愁别恨,而是忧念国事艰危的愤慨之情。作者连梦中都思念着被金军蹂躏的中原河山,表现了对南宋投降路线的不满与愤恨,特别是词的结尾所表白的与友人共勉的磊落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在当时的艰难困境中,是十分可贵的。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