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此诗描写了旅途中寒冷凄清的早行景色,抒发了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人在旅途的失意和无奈。整首诗正文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早”字,但是通过霜、茅店、鸡声、人迹、板桥、月这六个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细腻而又精致地描绘出来。全诗语言明净,结构缜密,情景交融,含蓄有致,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情,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写羁旅之情的名篇,历来为诗词选家所重视,尤其是诗的颔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脍炙人口,备受推崇。
“晨起动征铎”,写早晨旅店中的情景。“晨起”,点题“早行”。诗人在开首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这一句话极为简练概括。从“征铎”声我们可以联想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热闹非凡。
“客行悲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代表了许多旅客的心声。过去交通不便,身处他乡人情浅薄,总之,当时人们安土重迁,怯于远行。“悲”字,表明客人们离家渐远、前途未卜的悲凉 心情。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两句诗皆用名词,代表了十种景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内容涵盖 丰富,画面多重组合,可以形成各种景象。例如“鸡声”,“鸡”和“声”结合起来,诗人想起雄鸡引颈啼鸣的形象。同样,“茅店”、“人迹”、“板桥”也会使 人联想到不同的画面。
古时旅客为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而本诗写的是早行,那么鸡声和月,就是很有特征性的景物。茅店又是具有山区特征的景物。“鸡声茅店月”五个字,便把旅客住在茅店里,听见鸡鸣就爬起来看天色,看见天上有月亮,就收拾行囊,准备赶路等很多内容,都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雄鸡报晓,夜 色朦胧时,诗人就起床出发,没想到此时外面已经到处都是人迹,自己已经不算早行了。这两句将早行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历历在目。
同样,对于早行者来说,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有特征性的景物。作者于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上路,也算得上“早行”了;然而已经是“人迹板桥霜”,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这两句纯用名词组成的诗句,写早行情景宛然在目,确实称得上“意象具足”的佳句。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两句,写的是刚上路的景色。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存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墙旁边的白色枳花,就比较显眼,所以用了个“明”字。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没有忘记“早行”二字。
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故乡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而梦中的故乡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落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