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所说的湖，《文选》李善注说是谢灵运始宁墅的大小巫湖，因此，此诗应是谢惠连在始宁时所作的。
诗的开头两句：“日落泛澄瀛，星罗游轻桡”，点出“泛湖”题意，写日落星出时湖中泛游情景，楚人称湖泊池沼为“瀛”，前面着一“澄”字，极写湖水的清澈。在太阳已落，夜色渐深，群星灿然，布列空际的时分，诗人乘坐着小船，轻摇着短桨，泛游湖中，景色清幽而心情悠然。在星光下，他和朋友们舍舟登岸，回到住处，这一层意思在诗中省去了，而直接以“憩榭面曲汜，临流对回潮。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紧扣题意，写他们泛湖归来之后，游兴未尽，又踏着星光夜色出楼游览了。他们一会儿在台榭小憩，临流观景，赏爱着绕旋台前、分而复合的曲流回波。一会儿又丢下竹杖，纷纷呼朋邀友，摆设酒宴，将要连筵接席，共度良宵。
正当诗人和友朋互相招邀而欢谈笑语时，蓦然传来哀鸿悲猿清异的叫声，引出另一番情趣。于是，诗人顺手拈出了“哀鸿鸣沙渚，悲猿响山椒”两句。沙洲空旷，山丘荒寂，忽有宿鸿哀鸣，夜猿悲啼，响彻空江深谷，显得格外凄清。乍看起来，这两句似乎只是闻之于耳而信手写来，其实它与上下文都有内在的关联，有一种人语惊猿狖，“月出惊山鸟”的意蕴。深夜里，万籁俱寂，洲上征鸿和山中群猿也早已睡去，是人声的喧哗使它们惊醒过来，因而哀鸣悲啼，一片骚动。此刻，恰好又是“亭亭映江月，飀飀出谷飚”（飀：应为“风旁加刘”），夜空远处，一轮明月映澈清江；而幽谷深处，忽然又刮来劲疾的大风。寂静的夜晚，在人语、鸿鸣、猿啼、风吼的交响中喧闹起来了。真有一响俱响、一动俱动之感。而此时此刻，那明月却依旧静静地照着水面，全不为一派喧闹声所动，显得孤高而又清真。此诗题为“玩月”，或许，诗人正是想从这月的品质中领悟一些什么。
在皓月的映照下，一切景物都因银光素辉而显出清幽迷人的景色。映入诗人眼帘的是“斐斐气羃（mì，覆盖）岫，泫泫露盈条”，远处的夜雾云气，轻轻飘浮，像帷幕一样遮掩着峰峦，近处的露水如珠，清润晶莹，满满地挂在枝头。远看近看都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引起无限的清思，可以畅心怀、绝尘俗，祛除胸中的郁闷，荡涤人间的烦嚣，故而说：“近瞩祛幽蕴，远视荡喧（xuān，声音大而嘈杂）嚣。”这里所表现的不止是视觉感官的满足，而包含着面对清景，气清神清，自摅心愫的审美意向。诗的最后两句：“晤言不知罢，从夕至清朝。”“晤言”，对言、交谈之意。在此清景面前，诗人和朋友们不禁逸兴遄飞，清言妙语纷涌吐出，不能自休。不觉中，东方既白，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这终夜的晤言，足证那高洁的湖上月色，对于诗人们心灵的澡涤，是何等的清畅，对于诗人们心灵的启迪，又是何等的深邃！
这首诗以清凄的景象衬现诗人孤高的心境，是相当成功的，它是中华民族“境胜可以澡濯心灵”的传统审美意识的生动体现。另外，这首诗在叠字的运用上也颇具匠心，以“亭亭”形容“月”，以“飀飀”（风声）形容“飚”，不仅语言上有音乐美，而且使月、风显得有声有色，气象阔大。陈祚明评此诗云：“甚得叠字法，清出有态。”（《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八）诚然也。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