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南宋·秦湛仅存的一首词，词题“春情”，全篇写春日对所恋之人的拳拳思慕之情。
上片起首二句，以工整的一联点季节、写环境。“春透水波明”，以水写春，是说春水已透，水波澄澈如镜。透者，足也。“寒峭花枝瘦”，是说春寒犹在，所见之花有未开者，正是乍暖还寒时候。以“瘦’字形容含苞待放的花枝，真是恰到好处。《雪浪斋日记》云：“山谷小词‘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极为学者所称赏。秦湛尝有小词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山谷词这三句曾被认为“蛸健亦非秦（观）所能作”（《词林纪事》卷五引陈师道语）。秦湛此处学山谷，是也可称得上“峭健”二字的。春光骆荡，水波澄澈，给人以心胸畅快的感觉；而春寒料峭，花枝傲然挺立，亦给人以瘦骨凌霜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流露出峭健的气韵。
如果说起首用的是比兴手法，那么“花枝瘦”三字非但是客观地摹写自然景物，而且也是触景生情，兴起词人对所眷恋者的思念。因此到了三、四两句渺渺茫茫，甚至有些捉摸不定。也许这瘦小的花枝幻化为他那恋人的倩影，于是他不自觉地极目天涯，想看到恋人曾经居住过的那座高楼。“天涯”，极言甚远；“百尺”，极言甚高；四字虽很通俗，却展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人在楼中否”一句，点明所想者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人。从语气上看，他们相别已很久，别后也未通音信，因此彼此的情况都不了解。只一句自言自语的问话，便表达了他对所恋者无限深厚的情意。
上片歇拍仅仅提到他所思念的那个人，她的形象，她的行动，都来不及写。过片二句便紧承前意，描写昔日楼中相聚的情景。“四和”，香名，亦称四合香。“金凫”，即金鸭，指鸭子形的铜香炉。“双陆”，古代一种博戏的名称，相传是三国时曹植所制。本置骰于两只，到了唐末，加到六只，谓之叶子戏。其法中国已失传，流传至日本，称飞双陆，现尚存。词人回忆当年楼中，四和香的烟缕从鸭子形的铜香炉中缓缓升起，袅袅不绝。他和那个女子正在作双陆这种博戏，女子玩弄双陆的纤纤玉手，使他历久难忘。往日的甜蜜生活，女子的形象特征，同人只是在感情的抒发中顺带说出，自然而又妥贴，这比作专门交代要高明得多。
末二句则在怀人的基础上集中笔力抒发急欲排遣、愈益浓重的愁情，并与起首二句相映射，“东风”者，春风也。首二句云春透波明，云寒峭花瘦，都是春风中景象。由此可见，词人本有满腹怀人之愁情，故欲出来潜赏春加以排遣，始见大好春光，胸襟为之一快；继而见花思人，复又陷入更为痛苦的离情之中。“拟倩东风浣此情，情更浓子酒”，化景语为情语，设想奇警，把词人当时矛盾心情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浣者，浣也、涤也。衣裳沾有污垢，可以洗涤，心灵染有愁情．也说可洗，此喻绝妙；而借以洗愁者，不是水而是风，此喻亦绝妙；院而愁未去，反而更浓，其浓又恰浓于醇酒，此喻更加恰当二有特色。
小词自花间以至宋初，都偏于柔媚香艳；即使到了秦观，也未脱尽绮靡凄婉的格调。秦湛不学花间，叵而从风格峭健的黄山谷那里继承气脉。这说明宋词发展到他那个时代，已经产生较大的变化。此词虽属于婉约一路，然已注人刚健峭拔的因素了。
第一层，写登大庾岭巅，观浈水，借史叹息不幸人生。“山坡陀”、“下属江”描绘岭的形景。“势崖绝”、“游波所荡如颓墙”，描绘水的势态。“松弗律”、“百尺旁”，描绘山水问的松貌。即景联想，追述历史，发出惊叹。接着写梦中的自我：“上不见日”，“下可依”，老了只有帮助“曳律”的“吾僮”亦是“书随”。词人仿佛是“水中溉”，是“颀然”“长者”即“黄冠而羽衣”道士，是“擀颐坦腹”，“盘石箕坐”，是“山亦有趾安不危”，快活地过着“四无人兮可忘饥”的悠静生活。
第二层，幻想、追求仙境及仙人偓佺。一开头就以仙人的口气自报家门：我“仙人偓佺”，居“瑶之圃”仙境。论本事，“一日一夜飞相往来不可数；一“开口”，“河汉无极惊余心”，“默不言”，“蹇昭氏”“不鼓琴；论寿命，“憺将山河与日月长在”。“若有人”绍介“仙人俚俭”的“瑶之圃”，我将视为“梦中仇池”，梦中“归路”和归宿。这的确是广阔的仙境， “我何以乐此而不去”。除此，还有其它乐土，词人追慕偓佺，欲走仙人之路，显然是对召用无望的自我嘲笑。
第三层，写梦中神游、人生追求与晚年向往。一开头用“昔余游”三字，仿佛神话般的世界，也许是词人曾经有过的梦寐以求的幻境神游之地。“游于葛天”和“陶氏”这些古老部落——桃花源般的世界。尽管“身非”葛天、陶氏之民，但与他们“犹与偕”。在神游中遇到去理想国“乘渺茫”，“良未果”，“仆夫悲余马怀”的不悦花絮，但词人仍放任前行，“聊逍遥兮容与”，“唏余发兮兰之渚”。由此显然看出词人所追求的是歌舞升平的乐土与愉悦放旷的晚年生活。同时，他深深感叹人生道路极其艰难：“千载一人犹并时”，昙花一现，“余行诘曲”，世人“知余者稀”。这是东坡的自信、自谦而又自卑之词。最后六句，词人仰天长啸，随缘放旷：“峨峨洋洋余方乐”啊，如系舟于水，如“鱼潜鸟举亦不知”。似觉自由了，解放了，物我相忘，清净无为，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应余若响”的钟子期——仙人俚俭。如梦，如醉，召用无望，只好以仙道来寄寓晚年归隐情怀。
此词全部采用神话之笔，史故之典，传达出词人晚年召用无望的无奈而求助于仙道的梦幻情调。名为写“山坡陀”，实际寄寓着他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与矢志不渝的晚年美好追求。全词道话色彩特浓，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愫，是东坡继承与发展楚词与屈风的另一特色。
“能白更兼黄”，兰花瓣白蕊黄，素淡清丽；“无人亦自芳”，从人格化的角度称赞兰花之“香”，从形之美推进到内在美。
“寸心原不大”，一笔两写，既写花，又状人。杨万里《凝露堂木犀》云：“看来看去能几大，如何着得许多香”，张羽化用杨万里诗意，却更加准确、老到、形象。寸心不大，暗喻谦谦君子，所求于社会的不多。“容得许多香”，暗喻才华不尽，可贡献于人的不少。
这首咏兰诗，着重抓住兰花两大特色：色与香。全诗用兰花的清幽、纯和、持久之香，写出兰花独具的品格与文人雅士的志趣，乃咏物诗中之佳构。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