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外书，删外经。
经雅颂，书典刑。
隶秦汉，径睒庭。
篆龙鸟，蓝溲青。
臼谢杵，舂頠停。
嵌辞金，波画零。
我拜手，神之听。
焚外书，删外经。
经雅颂，书典刑。
隶秦汉，径睒庭。
篆龙鸟，蓝溲青。
臼谢杵，舂頠停。
嵌辞金，波画零。
我拜手，神之听。
这首诗系《塞下曲》组诗之一。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
此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细吟组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