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上片描写梦境,刻画了在梦里与伊人相会,和她那娇嗔佯笑的动人形象。首句以“客夜怎生过”提问和起,第二句以后便具体描述征人怎生度过孤眠之夜。客夜无聊,他一早便进入梦乡。在梦中,他回到家里,和妻子窗下联诗。鸾笺分韵,红袖添香,闺房之乐,甚于画眉。他还见到,妻子对他“薄嗔佯笑”,怨他归来太晚,以为他只一心一意勤于王事,忘记她独守空房。这上片的几句,把少年夫妻久别重聚的神态,写得跃然欲活。
下片说好梦不长,来去匆匆,所望这欢会能到“晓钟敲破”之时,却忽而梦断,令人不胜怅惘。然而,那一晚回家,相聚的时间很短,天亮时又得匆匆离别。于是这一对会少离多的人,尽量俄延,打算等到“晓钟敲破”,没法再拖延下去时才肯分手。到最后,分手时间真的到了,夫妻俩紧紧偎依在一起,情意缠绵,难分难舍,谁知道,那时灯花一闪,随即熄灭,他们也掉进了黑暗的深潭里。下片这几句,感情真切,词人只约略点染了夫妻不肯分离的情景,便表现出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深厚。词最后一句, “却对着琉璃火”写得最为精彩。就在灯花一闪的刹那间,征人醒了。原来,在词人眼前的灯,并不是那盏照着夫妻俩在依窗吟和的灯,而是借宿于萧寺里的“琉璃火”。重聚的欢乐,离别的依恋,这一切,原来都是一场春梦。值得注意的是,琉璃佛火,在寂寞的殿堂里闪烁,分外使入感到虚无空幻。午夜梦回,征人对着它回昧着梦里的悲欢离合,此中滋味,真不足为外人道。词中结尾处以空对着孤灯之景戛然而止,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这首词,从梦中重逢写到梦中再别。梦里重逢固然喜出望外,梦中分手,也还掺和着柔情蜜意。然而,作者酣畅地描写客夜梦境的缠绵,却在于表现自己在萧寺的荒凉,表现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梦境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其凄苦之情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诗的前两句,作者先交待了牧童到远处放牛的原因。“绕村四面禾黍稠”,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禾苗长势正好,为了避免牛群祸害庄稼,牧童只好到远处放牛,这两句在逻辑上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先写果后写因,突出了“远牧牛”这个结果,后文也正是围绕牧牛展开。
“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牧童把牛赶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边陂岸,本来是想让牛专心吃草,不用担心它们会糟蹋庄稼,这样他就能和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了。结果,陂中有很多饥饿的水鸟,它们不停地落在牛背上啄食虫虱,牧童不得不留下来看顾牛群,不停地驱赶鸟雀,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两句写出了牧童抱怨的情绪。
“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因为陂中“草多”,所以牛群时常走散,在芦苇丛中的白色牛犊还不时地抬头朝空中长鸣。这说明牧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儿童眼里,这艰苦的劳动里倒也有不少乐趣。正因为牛群走散,牧童们必须分开寻牛。为了彼此联络,告知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隔堤吹叶应同伴”;为了管束牛群,牧童还要不时地“还鼓长鞭三三四声”。这两句把寻牛、赶牛的过程写得生动有趣,富有立体感与生活感。
诗到这里,还只是单纯的叙事写景,除了生活情趣的盎然和儿童的天真娇憨之态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张籍的乐府诗往往会在有限的篇幅中叙写情事,只在篇尾以二句话作结,正符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新乐府诗歌的创作要求:“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牧童一边挥鞭,一边警告牛群:“你们不要再继续打斗了,否则一旦被官府发现,就会有官兵来截断你们头上的角。”以官兵来恐吓牛群,足见牧童心性的天真、单纯。
全诗自然清新,构思新颖,以儿童天真的口吻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达到了更强烈的讽刺效果。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