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也是一首宫怨诗。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德容兼备，初时颇得宠幸，便成帝后来移情于另一淫而妒的妃子赵飞燕，班婕妤被迫离开皇帝，自请迁往长信宫，与太后同住，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凄凉的岁月。班婕妤的遭遇在宫廷妇女当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歌咏的一个题材。但本诗的构思却非同凡响。诗人不是泛泛地歌咏其事，而是抓住长信宫中草这一小小的景物，即小见大，即物见人，在这一习见的题材上翻出令人难忘的新意。
“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深秋季节，当班婕妤在长信宫庭院中漫步之时，她看见本来的满园青草如今都已色衰翠减，一片枯黄。这些草儿仿佛知晓节令一般，当秋风渐紧、严霜频降临之时，便收敛了它的翠色。但阵风吹过，枯草丛中飘来阵阵余香，似乎这些微小的生物，并不甘心自己的青春的消陨，还希望有情之人来亲近自己的芳泽。这两句运用了拟人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移情之笔。小草“知节”而“委翠”，与班婕妤见成帝宠爱赵飞燕而自请迁长信宫以避祸，不是很相似吗？小草虽然枯萎，却依然“含芳如有情”，与班婕妤的气质高洁，和她虽备受冷落，却不忘对成帝的一片旧情，不是颇为相似吗？当人们咏读这些诗句，对小草致以深切同情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对导致小草凋零的恶劣气候产生憎恶之感。严霜、寒风扼杀了小草的生机，而帝王的喜新厌旧，使班婕妤这类宫廷女子的青春与生命过早凋零，不也像风霜一般的残酷逼人吗？不过，小草随“委翠”却仍“有情”，因为宫廷中的女子，除了期待皇帝的眷顾，别无出路；从诗人来说，则是遵循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
正因为“有情”，因此班婕妤对成帝虽心怀怨尤，却依然没有绝望。据 《汉书.外戚传》，班婕妤在长信宫曾作赋自悼，中有“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只因不忘旧情，因此每日俯瞰殿前石阶，祈盼看到成帝履迹。本诗的后二句，应当是从这里化生出来的：履迹日日如此稀少，以致于中庭的草儿蔓延滋长，简直要向石阶延伸过来了。这无声的生长着的小草，正是含有无限哀怨的班婕妤的象征。在这里，诗人不着一个怨字，而巧妙地给无感情的小草赋予感情，使女主人公的满腔愁怨，表现得更为深婉，从而也更能令读者为之低回感叹、黯然神伤。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谈到过比喻之多边。以这首小诗而论：前二句以草比喻女子气质之高洁以及命运之不幸；后二句则隐以草比女子无尽之愁思。虽同为长信宫中之草，但前后寓意所指不同，这就使得这首短短的小诗，亦包含了相当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寓意。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这首诗描写了“蚕妇”和“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借富贵人家的女人歌舞彻夜不归，来反衬蚕妇生活之辛苦。杜鹃啼叫到还只是四更天的时候，蚕妇不得不起来察视养的蚕是否吃的桑叶稀少了，以免影响到蚕茧的产量。蚕妇日以继夜辛苦地劳作，对她来说，那些“玉人”夜深达旦地歌舞供贵人娱乐，直到楼头明月已经西沉，挂在柳梢枝头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首诗用以表达蚕妇之辛苦，将玉人和蚕妇置于同一时间内，因身份不同而苦乐不均的情况。但评论亦认为和歌女对比起不到辛辣讽刺之效果，玉人歌舞并非自己纵情享乐，亦为身不由己。
同样写蚕妇，北宋张俞的写法更为一针见血：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矛头堪称“稳、准、狠”，直接对准不劳而获之人，因而也流传更广。
这首五言古诗凡四十八句二百四十字，依照传统的分法，前廿六句为第一部分，后廿二句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写自奉诏入京到遭谗被逐后的经历与心迹。这一部分先以六个诗句从东晋名臣谢安的事迹引入。谢安字安石，四十余岁出仕，官至宰相，死后赠太傅，故诗篇首句称“谢太傅”以表敬重。《世说新语·识鉴》记“谢公在东山畜妓”，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每畜女妓，携诗游肆”。诗歌次句“携妓东山门”即指此而言。“楚舞”、“吴歌”二句是以夸张的笔墨描写谢安携妓出游，“醉碧云”形容江南女子舞姿优美，绚人眼目，使碧空的晴云也为之沉醉；“断清猿”形容江南女子歌喉软媚，婉转耳际，使凄清的猿鸣也为之息音。李白以此二句极写谢安隐居东山的逍遥佚乐，是为谢安此后出山为政建立功绩作有力的反衬。于是接写谢安不久即为了百姓起而从政，并在“谈笑”之间使百姓得到安宁。谢安在当时以镇静从容的气度著称。《世说新语·雅量》第三十五条及《晋书·谢安传》均记述了谢安怡然自若地指挥了决定东晋存亡的肥水之战，而肥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王朝羸得了一段相对的稳定时期。“谈笑安黎元”一句当暗指此。这六个诗句全由开篇的“尝高”二字统起，“高”即推崇敬佩，鲜明地表现出诗人对谢安能隐能仕的敬崇之情。以下“吾亦爱此人”一句与篇首“尝高”二字呼应，结住了对谢安的称颂，引出以下自己奉诏入京之事。“丹霄”即天空，此句意为希望在天空翱翔，喻希冀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此即指被征入朝的心情。玄宗的征召使李白极度兴奋，以为自己终于“遭逢”到玄宗这个“圣明主”，故而他大胆地向玄宗进献国家“兴亡”之“言”。然而李白一片赤诚报国的忠心招来的却是谗言和谤语，所以接着的“白璧”、“青蝇”两个诗句，通过典故写自己清白的心地无辜受谤。“青蝇”指谗言毁人的小人，语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第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汉朝王充《论衡·累害》又以“青蝇所污，常在素练（白绢）”喻奸邪诬陷忠良。至初唐陈子昂更有“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的诗句，“素”转为“白璧”，且更强调被污之冤。李白化用前人诗句、文句，写出“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的名句，进一步道出“青蝇”之有意点污与“白璧”之无辜受害，其愤激之情、痛切之意大大超过前人。冤狱既成，李白只能被逐出京，于是以“一朝”、“十载”两个诗句记此。“京国”指京城长安，“梁园”本汉代梁孝王所建的游苑，故址在今开封市东南。李白出京后漫游四方，常住梁园，此处又可泛指漫游所历之地。这是一组对偶句，对仗之中，“一朝”与“十载”是时间上的对比，一强调离京之速，一极言漂泊之长；“京国”与“梁园”是空间上的对比，配以“去”、“客”两个动词，突出了诗人以“京国”却不得不离去的一怀漂泊客子之情。这是诗人极为痛心地道出的两个诗句，收来了入京及被逐的经历。以下自诗篇的第十五句始，诗人写出了一连串八个更具象喻意味的诗句。“猛犬”喻把持朝政的权臣，“九关”即九重之门，象征至高无上的朝廷，此句源于《楚辞·九辩》：“岂不闻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与《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隐含了权奸把持朝政尽进谗言之深意。“杀人愤精魂”紧承上句，“杀人”是猛犬施虐的结果，“精魂”是说被虐杀的精英魂魄无比激怒，这之中当然也包含了诗人自己的愤忿。这两句是通过象喻来写实，以下六句则是通过象喻来表现诗人对朝廷的希望。“太阶”本星座名，又称三台星，古代以星座象征人事，称朝廷的最高官员“公”为“三台”，《晋书·天文志上》记有“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之说，此处之“太阶”即代指最高官爵。“夔”舜时的乐官；“龙”即龙子，古代贤人，孟子曾举其语告滕文公；此处“喻指贤臣”“桃李”喻指贤才。“明月”即明月珠，“芳荪”是香草名，此处均喻指贤才。诗人期望着上天能洗去被谗害者的冤情，象明亮的太阳扫清昏霾一样清除朝廷上的黑暗，让最高官职有贤才在位，有用的人才布满中原，如同入海寻索明月珠、跨山采撷芳草一样，朝廷在搜寻着人材。前后八个象喻性的诗句表露着诗人鲜明而强烈的爱与憎，“猛犬”、“昏氛”憎厌之情溢于言表，“白日”、“桃李”、“明月”、“芳荪”充溢着爱与赞。然而诗人的期望毕竟只是假想，诗人亲身的遭遇与此恰恰相悖且情势又毫无转机，诗人一颗善良而赤诚的心不忍打破这假想的美好境界，他只好以惭愧无功、虚受皇恩的诗句曲折表现他不得任用的痛苦，用虽不得当功臣但心永向朝廷的诗句表现自己的深衷。“横草”为行于草中草被踏伏，因以“草功”喻极微小的功劳，语出《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旧时认为皇帝所施的恩泽如同雨露滋润草木，故“雨露恩”喻皇恩。诗人抱愧于自无“横草”之功，白白辜负了浩荡的皇恩，这当然是曲笔抒情。“谢”为辞别。“台”代台名，据《后汉书·马武传论》“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可知，云台阁乃图记功臣之所，李白“迹谢”于此则是表示自己的踪迹与云台无缘，这当然又是一处曲笔。“天马”本汉武帝所得的西域名马，因代指皇帝乘坐的马。“辕”，驾车之木，因代指车。李白“心随”“天马”所驾的车，即心心永向朝廷之意，这却是诗人的真情。诗人以此自愧自诉的四个诗句结束了诗歌的第一部份，我们透过这四个看似平和的诗句，似乎可以窥见诗人赤诚的却又是在滴血的心。这四句也正是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的先导。
诗歌进入第二部分，写对友人的赞颂及自己的心愿。第二部分开头并没有紧紧承接第一部分所表露的心意，而是另辟蹊径，用四个诗句从祝赞友人蔡舍人落笔。李白先是称颂蔡雄是辅佐帝王的英才，而今又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然后以鸟在高空的振翅翻飞预祝蔡雄不久将被提拔而大有作为。四句祝赞语言上颇有气魄，含义却颇显空泛。对于诗题中的“赠蔡舍人雄”来说，这是主要的赠言，是对朋友的礼貌性的祝福语；对于诗题中的“书情”来说，这却是次要的陪衬，以蔡舍人的仕途升迁反衬自己遭谗离京放浪江湖的生活道路。于是以下十八句，用典故用传说决心归隐之“情”。“我纵五湖棹”用春秋时越国范蠡事。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归隐，乘舟泛于五湖，事见《国语·越语》。李白用此典寓辞别朝廷归隐江湖之意。“烟涛恣崩奔”句加重纵舟五湖的句意，任凭五湖之舟在如烟的波涛中尽情奔流。上句的“纵”与下句的“恣”相呼应相补充，充分显示浪迹江湖的狂放而又自在。“梦钓子陵湍”用东汉严子陵事。严子陵曾与刘秀同游，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隐居垂钓不肯出仕，事见《后汉书·严光传》。李白用此典，梦中垂钓于严子陵当年垂钓处，仍寓隐居江湖之意，但较“五湖”句更进一步，表示隐居乃是梦寐以求的归宿。“英风缅犹存”句加重梦中垂钓的句意。“缅”即邈远之意，向往严子陵英风久远长存。“徒希客星隐”仍用严子陵的典故。“客星”指臣子，《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子陵被光武帝刘秀接入宫中，夜间同寝，“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李白用此“客星”之典却是表示相反的用意，只希望“客星隐”去，仍是远离朝廷“纵棹”、“垂钓”的发展。“弱植不足援”则是补充“客星”当“隐”的原因：君王昏弱不值得辅佐。“弱植”，柔弱的植物，喻指昏聩的君王，语出《左传·襄公三十年》“其君弱植”。从诗篇第一段之“遭逢圣明主”到此处的“弱植不足援”，诗人心理上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折，“弱植”是对“圣明主”的否定，因而“不足援”的绝决态度取代了“进兴亡言”的积极进取。于是诗人决心远走了，但救苍生“安黎元”理想的破灭，诗人毕竟是不甘心的，是痛苦的，所以虽行“千里”依旧“回首”，虽行“万里”仍在“长歌”。朝廷已“不足援”，而仙人骑的“黄鹤”又“不复来”，自己不得随骑鹤的仙人飞升，“清风”之中满怀愁情又如之何奈？诗人终于找到了大自然，投身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之中——“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两句飘逸隽永的风景名句，写尽了月下泛舟于湘江之上，饱览青山倒映于洞庭波光之中的潇洒、自在、旷远、怡人。诗人终于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归宿，于是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他通过“投汨”与“临濠”两个典故，尽抒自己的彻悟之情。“投汨”乃屈原遭谗毁被楚怀王贬谪愤而“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事，“古人”即指屈原，一个“笑”字表现出李白已从屈原式的衷心执着中超脱了出来。“临濠”是《庄子·秋水》中的一段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天和”意为超然于物外的天然、和谐，一个“得”字表现出李白对庄周式的纵情山水逍遥游乐的肯定与向往。在此大彻大悟之后，诗人向朋友表示：闲暇时自己将在田亩之中，懒散自在地搔着背放牧鸡鹅，别离之后你若要寻访我，则大多应在“武陵”--陶渊明笔下的理想境地桃花源--那隐居避世之处。至此，诗人已在情感上完成了起伏动荡矛盾曲折的历程，而复归于平和超然了。
总观这首“书情”诗，其思想情感的内蕴确乎是相当丰富而深厚的：它勾勒出诗人十几年来思想情感的运行轨迹，从而透析出诗人的理想、追求、奋争、彷徨、失望直至解脱。这之中有诗人对朝廷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有诗人对国事对黎民的一片赤诚，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与失望，有对奸佞小人的鄙夷与斥责。尽管诗人最后选择的是浪迹江湖的隐居之途，但这却是热情正直的浪漫主义诗人对黑暗腐朽现实所作出的痛楚的抉择，仍是他对现实抗争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形式。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一首“书情”之诗，当然更是“情动”之“言”。全诗以情感的发展作为一条内在的主线，但此诗之情却又决不单纯是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狂放粗犷，或委婉细腻，而是种种感情兼而有之。有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对时人的祝赞之情，对奸佞的怒斥之情，以及对自己的勉励之情；还有遭谗的怒愤，难舍的忠心；更有希冀、失望、绝决、解脱……直到诗篇结尾处，那飘逸洒脱的情怀才为这丰缛情感的交响乐章定下了主导的旋律。情感的丰富内涵及服从于这内涵的抒情线索，体现出李白的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全诗看似随着情感的波涛渲泄而下，其实在创作构思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全诗分为上下两部份，第一部份从赞颂谢安引起，顺接此情，导出昂扬激愤的基调；第二部份从祝愿友人引起，反接此情，导出婉转超逸的基调。诗中有叙述，有议论，有写景，有述怀；直抒与象喻相映，述己与赠言交织；又通过古事及典故，呼唤古人为“书”一己之“情”服务：终于使诗篇所“书”之“情”既跌宕起伏、尽致淋漓，又要眇深邃、曲尽其意。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