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这首诗吸取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语言明白如话，却又耐人寻味。诗歌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商人妇的心声。诗歌前两句以平实见长，后两句则想落天外，出语惊人：“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夫婿无信，而潮水有信，早知如此，应当嫁给弄潮之人。“弄潮儿”至少会随着有信的潮水按时到来，不至于“朝朝误妾期”啊!这是思妇在万般无奈中生发出来的奇想。“早知”二字写出她幽怨的深长，不由得自伤身世，悔不当初。“嫁与弄潮儿”，既是痴语，也是苦语，写出了思妇怨怅之极的心理状态，虽然是想入非非，却是发乎至情。
这首诗运笔自然，但内在的逻辑很严密。思妇由夫婿“朝朝”失信，而想到潮水“朝朝”有信，进而生发出所嫁非人的悔恨，细腻地展示了由盼生怨、由怨生悔的内心矛盾。全诗感情真率，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
此词描写西湖的天光水色，侧重于月色下的西湖，尤其着意刻画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西湖夜景，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深深热爱和眷恋，反映了欧公晚年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词的上片着力表现西湖的恬静脱俗。词人用鸥鹭闲眠来烘托，一方面突出西湖的静谧，另一方面暗示西湖的游客的高雅脱俗，没有功利之心：尽管游人往来、管弦声声，但是鸥鹭毫不戒备，依然安睡。
词一开始，作者便充满喜悦之情地衷心赞美西湖。湖上的“鸥鹭闲眠”，表明已经是夜晚。宋代士大夫们游湖，习惯带上歌妓，丝竹管弦，极尽游乐之兴。
鸥鹭对于这些管弦歌吹之声，早已听惯不惊。这一方面表明欧公与好友陶醉于湖光山色间；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欧公退隐之后，已无机心，故能与鸥鹭相处。相传古时海边有个喜爱鸥鸟的人，每天早上到海边，鸥鸟群集，与之嬉戏。欧公引退之后，欢度晚年，胸怀坦荡，与物有情，故能使鸥鹭忘机。
词的下片写月下西湖的景色及夜晚泛舟西湖的欢悦之情。虽然西湖之美多姿多态，但比较而言要数“风清月白偏宜夜”最有诗意了。清风徐徐，月光皎洁，湖水澄澈，晶莹透明，月光一照，闪闪发光。这时泛舟湖心，天容水色相映，广袤无际，好似“一片琼田”。“琼田”即神话传说中的玉田，此处指月光照映下莹碧如玉的湖水。
这种境界会使人感到远离尘嚣，心旷神怡。人在此时此境中，很容易产生“人在舟中便是仙”的妙想，谁还愿意乘着骖鸾做神仙呢！后来张孝祥过洞庭湖作《念奴娇》云“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且曰“妙处难与君说 ”，同此境界，同此会心。
这首词通篇写景，景中寓情，反映的虽是个人生活感受和刹那间的意绪波动，但词境清隽疏澹，一扫宋初词坛上残余的“花间”习气。全词意境开阔，明丽晓畅，清新质朴，读来确有耳目一新之感。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