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
首联：“侧身人海叹栖迟，浪说文章擅色丝。”诗人对自己作了一个概括的写照。置身茫茫人海，哀叹自己飘零失意。漫言自己有创作专长，能写出极好的诗文。侧身：置身。栖迟：游息，淹留，引申为漂泊失意。浪说：无根据地信口胡说，色丝：《世说新语·捷悟》载，邯郸淳作孝娥碑，蔡邕题其后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此为绝妙好辞之隐语。黄绢，色丝也。色丝相合为“绝”。擅色丝：擅长写“绝妙好辞”。首句一“叹”字流露出浓情深慨，显得沉重压抑。下句高扬，毫不遮掩自己具有创作才华，而“浪说”二字又显得谦逊。
颔联“倦客马卿谁买赋，诸生何武漫称诗。”意思是：我象疲惫的司马相如，谁来买我的诗赋，又象少年时代的何武，信口随意地吟唱诗歌。马卿：司马相如，字长卿，故曰马卿。司马相如《长门赋》序云：“陈皇宫别在长门宫，闻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亲幸。”何武：《汉书·何武传》：“字君公，蜀郡郫县人……盖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紧接上联，用两个典故，写出自己的文学才能，但有艺难售，无人看重，空有逞才献技愿望。于自傲自负中自叹自怜。一“谁”字问得力透纸背，一“漫”字又显得似不经心，使诗句起伏跌宕，饶有意味。
“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慈母头上己现出冷霜似的白发，甑上己凝结尘埃，带病的妻子难为无米之炊。字面不写白发而白发自现，不言家人饥饿而饥饿自明。用“冷”用“病”，可见人物之悲惨，景况之凄凉。作者对家人的挚爱深情，包孕于字句之中，又溢出字句之外。遣词造句，工巧新颖而不失自然，可谓“人工天巧”。两句展现母老、家贫、妇病，既形象真切，又精炼至极。
“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技。”我向那绕树飞旋的乌鹊发出劝告，虽然大气寒凉，也休要向最高枝投靠。绕枝乌鹊：见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人运用此典，别出新意，即是有枝可依也不依。它否定了向最高统治者投靠依附，表现出凛凛正气，铮铮铁骨。这也许还含有他多次科场败北后的沉痛教训。
此诗首先回顾栖身于世写诗作文的生活，继用司马相如卖赋、何武少年时咏唱诗歌自比，在委婉谦逊
中隐含自负。但自己遭遇如何呢？于是转笔写穷困家境。白发如霜的老母，饥饿无食的病妻，使诗人忧心如焚，痛苦难耐。最后，诗人领悟到自己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逢迎攀附，尤其没有“傍最高枝”，但诗人始终坚持操守，决心放弃对买赋者的希望，不去写作歌功颂德的诗让人传唱。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而且，他还劝告与自己命运相似，境遇相同的人也“休傍最高枝”。反映出诗人对所处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后的抉择，表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精神。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