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橘黄又绿。蟹到新篘熟。便做月三十斛，饮不尽、菊潭菊。
橙橘黄又绿。蟹到新篘熟。便做月三十斛，饮不尽、菊潭菊。
此诗在内容上受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幽并少年驰骋捷疾、技艺精妙的描写，及对其爱国精神的赞颂，表达了诗人希望为国立功的政治理想。诗中善用典故，如“石梁”、“惊雀”二句，利用古人古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射者膂力之大和技术之精。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首二句开门见山，总写幽并少年的豪侠尚武精神。杰出诗人曹植著名的《白马篇》乐府，歌颂一位武艺高强的民族英雄，其首四句说：“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幽并”，指我国古代的幽州和并州，在今河北和山西一带，二州民俗强悍，自古多豪侠慷慨之士，所以鲍照借托出自幽并的少年英雄，以表现其来历不凡，并拟曹植诗首四句意。笔墨简洁精练而引人注目。
中间八句，紧承发端二句，转入对“好驰逐”的少年的正面而具体的描绘，重在“骑射”二字上进行生发。先写他的装束：“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毡带”，毡制的腰带；“鞬”，盛弓的弓袋；“象弧”，用象牙装饰的弓；“雕服”，雕着花纹的箭袋。二句说此少年的毡制腰袋上系着两只弓袋，雕花的弓袋上插着用象牙装饰的弓。后句不说弓袋而说箭袋，乃是修辞中的互文。（参见刘履《选诗补注》）《三国志·董卓传》说：“卓有才武，旅力无比，双带双鞬，左右驰射。”这里借用之。这是任武少年装束的主要特征，表现此少年英雄的飒爽英姿，也暗示了他的勇武强建，人物形象从而得以突出。其后写他的“骑”：“兽飞带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兽肥”句交待时间，是飞马奔驰的大好时光，英雄用武的最佳时机。“飞鞚越平陆”，“鞚”，马勒，这里指代马。此句正面描绘英雄在兽肥草短的畅好带色背景下跑马如飞，度越平川的威武雄壮形象。
“朝游”二句则更具体夸饰英雄的骑术神速精妙。“雁门”，指雁门山，今山西右玉县南；“楼烦”，汉县名，今山西原平县东北。二地皆为西汉时的边防要塞，因此诗以“拟古”为题，借汉事以喻时事，故而用此，且下文又有“汉虏方未和”之句。同时，此二地与所写“幽并”少年又正相合，显得合情合理。雁门与楼烦相距甚远，而此少年英雄却能朝游雁门，暮还楼烦，突出地表现了他骑术的高超和气势的不凡。
再后又写他的“射”：“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石梁”，石堰或石桥，句用带秋宋景公事，据《阚子》载：“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工人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此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逾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其余力益劲，犹饮羽于石梁。”说宋景公所射箭的余力尚能射入石堰，这里借以形容少年英雄有景公般的强劲膂力和劲硬锐利的弓箭。“惊雀”句用后羿事，据《帝王世纪》载：“帝羿有穷氏与吴贺北游，贺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杀之乎?’贺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右目，羿抑而愧，终身不忘。”说后羿射雀能使雀没有完全的双眼，这里借以表明此少年有后羿般的精妙射技。以上虽仅仅写了骑射两方面，却概括了他的全部勇武，表现了一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正如此，他在下文表示立功边陲的愿望才显得那样自然。曹植《白马篇》：“宿昔秉良弓，梏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即着重从骑射两个方面去表现幽并游侠的武艺高强，对此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诗写到此，少年英雄的勇武形象已推到极点，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英雄形象却只完成了一半，其最可宝贵的精神境界正有待去表现。结尾四句正通过任武少年自述其愿望，表现了这一方面。在外寇未灭，边城在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紧张形势之下，英雄表示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的愿望。“白羽”，箭名；“虎竹”，指铜虎符和竹使符，都是汉代国家发兵遣使的凭信。符分两半，右符留京师、左符给郡守或主将。末二句说少年表示要留一白羽箭，愿分符而为郡守，立功杀敌，奋战疆场。至此，诗的主题引向了最高层，一个高大勇武的爱国英雄的形象屹立在读者面前。
作者生活的年代，正是北方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力量强盛，向外扩张时期。由于北魏对宋的频繁入侵，从而造成了宋魏边界战争的连年不断。因此，此诗并不是单纯的拟古，而是托古讽今，借以寄托诗人理想，也反映了当时多数人收复失地，安定边疆的愿望之作。在诗中，读者不仅看到了一个少年英雄的高大形象，也看到了一个“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陆时雍《诗镜总论》）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大声疾呼的爱国诗人的奕奕神采。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