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作为唐代革新运动的启蒙者，陈子昂一直强调汉魏风骨。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缠绵于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窠臼，一扫同类题材的悲切之风，从大处着眼，激励出征者立功沙场，并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很能代表陈子昂的文学主张。
首二句“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读来令人震撼，借此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边境上军情的紧急，也可以感觉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首句暗用汉代威镇敌胆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典故，抒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此处“匈奴”二字，是以汉代唐，借指当时进犯边境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诗人又把春秋时曾以和戎政策消除了晋国边患的魏绛比作魏大，变“和戎”为“从戎”，典故活用，鲜明地表示出诗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并希望友人像“多功”的魏绛一样杀敌建功，保卫边疆，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魏大从戎，是御边保国的壮举。
三四两句中，“三河道”点出送别的地点。《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此处概指在都城长安送客的地方。两句的旨意是：与友人分别于繁华皇都，彼此心里总不免有些怅惘；但为国效力，责无旁贷，两人执手相约：要像汉代名将、号称六郡雄杰的赵充国那样去驰骋沙场，杀敌立功。此二句虽有惆怅之感，而气概却是十分雄壮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这两句是写魏大从军所往之地。一个“横”字，写出雁门山地理位置之重要，它横亘在代州北面；一个“接”字，既逼真地描绘出飞狐塞的险峻，又点明飞狐塞是遥接云中郡，连成一片的。它们组成了中原地区（三河道）的天然屏障。此处的景物并不在眼前，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之中，它可以是实写，也可以是虚写。地理位置的重要，山隘的险峻，暗示魏大此行责任之重大。这就为结句作了铺垫。
因此，“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二句作结，便如瓜熟蒂落，极其自然。此处运用的典故，说的是东汉时的车骑将军窦宪，他曾经以卓越的战功，大破匈奴北单于，又乘胜追击，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作者又一次激励友人希望他扬名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这在语意上，又和开头二句遥相呼应。
全诗一气呵成，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诗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本为贵公子》）的思想情操。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令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这首五言律《寄淮南友人》可视为《白毫子歌》的姊妹篇。李白在八公山中寻仙不遇，但在淮南盘游的日子，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对友人说，他有幸做了一回淮南客人，并饱览了八公山胜景仙迹，对满山桂花飘香尤为叹赏，因以盘桓日久而忘归。
在这首诗中，李白透出了自淮南返回梁宋故国、重新开始书剑飘零的生涯的抑郁心情。首句“红颜怨归国，春岁歇芳洲”，是个倒装句，说他春天去淮畔芳洲游憩归来后，自己才感到一种失落与隐怨。何以如此？“不得金门诏，空持宝剑游”。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虽向往自由自在的山川游历，却并未断绝仕途之念的矛盾心态：他热烈地追求自由与超脱，同时又希望重新得到大唐天子的重用。他仿佛对友人说，我又开始云游天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即为这次游踪的记录与传照，运用了对偶修辞手法，整齐美观，音律和谐。诗的末尾又回到春天作客淮上的乐事上来，一个“复”字，很传神地反映了诗人行踪飘零的羁旅生涯。一个因字，表现诗人本放浪不羁，却因八公山中生机勃发的满眼桂树而难以自已的浪漫情怀。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