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写给蜀地地方官员的投献之作，虽有“贡谀”的成分，但其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景物风情的描绘、对句和典故的运用都很出色。
上片着重描绘蜀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词作开头，以“控西夏”三字托一组四字对句——“井络天开，剑岭云横”，突出了两蜀地势的雄伟和地理位置的重要。“井络”“剑岭”暗扣蜀地，“天开”“云横”“控西夏”，写得颇有气势。“地胜异”以下，集中笔力转写成都风物的奇丽独特。 “簇簇歌台舞榭”六字又托起一组四字对句——“锦里风流，蚕市繁华”，具体铺写成都市井的繁华景象。“锦里”“蚕市”都是成都的古称，以之名成都，显得明丽而典雅。接下来两句写人物活动。“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市冶。”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些衣饰华美的俊男靓女，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末句又以“景如画”三字托起“摸石江边，浣花溪畔”两个四字对句，直接点出蜀地风景如画。
下片极赞蜀地某地方官的文治武功。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用王浚迁为益州刺史和诸葛亮送费棉出使吴国的典故，暗指某官员升调为成都地方长官。“中和政多暇”，推许他中正和平，政事闲暇。“仗汉节”三句，颂扬他奉命来成都为官，胸怀刷新政治的抱负和举措，甚至盖过了诸葛亮的治蜀功勋和文翁在蜀地教育感化的业绩。“台鼎须贤久”两句，意思是说朝廷非常需要如此有才干的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升调台鼎的高位。“空遗爱”三句，写他的治绩会在蜀地百姓中传为佳话。整个下片多用典故，显得词格高峻，有煌煌大气。不过“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未免过誉之嫌。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首诗突出反映了李白反权贵精神。诗长、典故多，不太好懂，但要读懂。王十二：是李白的朋友，他有一首《寒夜独酌有怀》的诗赠李白，李白这首诗是答诗，大约写于天宝八载，这已是李白二入长婆以后的事。全诗可分四段：第一段：“昨夜吴中雪一一且须酣畅万古情”。主要写想象中王十二寒夜独自饮酒怀念自己的情景。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开头两句用王子猷雪夜访戴逵的典故。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王子猷住在吴地山阴，雪夜乘舟去访问好友戴逵，到了门前却不入而返，说是乘兴而去。到了那里潜发了怀念之情，兴尽而返，何必非要去见戴逵呢？王十二与王子猷同姓，前者寒夜怀友，后者雪夜访友，情境相同。这是用王子猷来比喻王十二，比喻这是一个有着美好兴趣的朋友。他忽然美好兴趣大发，一是看到了美景，一是怀念这位老朋友。这句意是，你像王子猷雪夜访好友戴逵那样想念着我，赠给我热情的诗篇。接下去六句是写王十二寒夜独自喝酒的夜景，环境写得很美。“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是说淡淡的云彩从青绿的山峰中飘过，一轮孤单的明月在碧蓝的中天运转。“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说孤月是那样凄冷，银河是那样清朗，北斗星交错闪烁，金星显得分外明亮。这四句是形容寒夜情况：天上万里无云，不仅有月亮、有天河，而且还有北斗星错落有致、长庚星很亮，这是指天上的愚斗。“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蝾。”床指井架栏杆。“玉、金”修饰性说法。这两句说，王十二怀念自己在寒夜里独自喝酒，屋外满地白霜，借着月色可以看到美丽光洁的井架栏杆周围已结下了厚厚的冰层。这段最后两句写作者的感慨。“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飘忽”，非常快、迅速。是说人活在世间，很快就会度过自己有限的—生，姑且以畅饮来寄托万古不灭的情怀吧！这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这段属叙事，指出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同时表明李白的态度。之后便是诗人自己抒情了。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一—有如东风射马耳。”为第二段：写王十二的操行和在社会上所受的冷遇。抨击宠臣、权贵们斗鸡邀宠，杀戮邀功。“君不见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斗鸡”是盛唐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唐玄宗时宫廷内盛行斗鸡，比胜负。由于宫中盛行这种东西，所以在王宫、贵族、达官贵人家里也相当盛行。由于斗鸡能升官发财，有些人就以斗鸡为业，甚至因善驯养斗鸡而能进皇宫取得荣华富贵。唐传奇中有篇《东城老夫传》，写的就是唐玄宗时斗鸡童贾昌的事(后世又出现斗“促织”的情景)。“狸膏”，狐狸油，鸡怕狐狸，斗鸡时用狐狸油涂在鸡的头上，对方鸡一嗅到气味就逃之夭夭。“金距”，指装在鸡爪上的芒刺，用来刺伤对方的鸡。这两句说，你不会学习那些专门钻营斗鸡耍弄小计的人，他们因斗鸡而得宠，气焰嚣张，飞扬跋扈。这是“一不学”。“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哥舒”指哥舒翰，他挎刀横行青海一带，因血洗石堡而晋升高位。哥舒翰唐玄宗时著名将领。天宝八年与土伯族作战，攻打石堡城时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死的人很多，哥舒翰因此而升官。“紫袍”，唐三品官以上的穿紫色袍。民歌有“哥舒夜带刀”。这句说，你不要靠着战争去厮杀而夺取个人的富贵。这是二不能学哥舒翰。以上四句一方面称赞了王十二的操守，一方面讽刺抨击了斗鸡与哥舒翰之辈，并且指责了宠信他们的唐玄宗。李白这样公开指责哥舒翰，认为他牺牲几万人的性命，夺取石堡城；与斗鸡邀宠一样，都是奉承统治者，以换取欢心的卑鄙勾当。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做的。这两个“不能学”，都是用不正当途径来求取个人功名：一个纯粹是供皇上享乐；一个是穷兵黩武，戍边不止。这在李白看来都是不走正道，都是通过邪恶的途径来求取功名，所以不能走这样的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吟诗作赋”，作文。写了千言万语在这世上不值一杯淡淡的清水。世人听说你吟诗作赋，把头就转过去了。前四句写王十二不能取宠皇上，这四句说他连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成天关在屋里吟诗作赋，其实写的再多，也不值分文，因为世人根本不理踩他，就像是东风吹马耳，怎么吹也无动于衷。李白借写王十二，写了自己以及其它有志之士大致相同的性格、遭遇。 “鱼目亦笑我——谗言三及慈母惊”为第三段：是揭露黑白不分，贤愚不辨的社会，暗示朝廷的不明，并抒发自己在遭受排挤、迫害的愤闷。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明月”，指月明珠。这两句用“鱼目混珠”这一成语，说那些鱼目般的世俗小人来讥笑我，还夸他们的贤能像夜明珠似的在世上是稀有的。“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骅骝”赤色的骏马，比喻贤能。“拳跼”不得伸展的样子。“蹇驴”瘸腿驴，比喻世俗小人。这两句是，在当今世上，良马般的贤能被压抑得不到温饱，而跛驴般的小人却一个个世运亨通。“《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折杨》《黄华》是古代流行的两首通俗歌曲。“晋君”，春秋时代的晋文公。“清角”相传皇帝所作歌曲，只能演奏给有才能的人听，《韩非子十过》篇说，晋平公德薄，却强迫师旷为他演奏《清角》，招致了风雨大作，晋国大旱三年。这两句说，像《折杨》、《黄华》一类低级普通的歌曲，合乎世俗之人的胃口；晋平公竟然想欣赏高级、高尚的《清角》其不枉然。像晋君那样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高尚、高级的乐曲。这里借晋君暗喻玄宗的无德，不任用贤德之士。这话说的比较激烈了。“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巴人”，指喜欢唱通俗歌曲的士人，《阳春》，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的名字。“奇璞”珍奇的玉璞。“璞”是内藏美玉的石头，这是用和氏献璞之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这两句说，世俗之人谁肯去唱和曲调高雅的〈阳春白雪〉，听说楚地从来就不识美玉。到这里李白写了两种情况：一个高尚的人、高尚的品格、高尚的才能，在这世上不被承认、不被肯定、不被理解，而那些低下的、卑贱的、不成其才的小人，反而被承认、被肯定、被容纳。他说这些话时那义愤不平之气相当强烈。所以有的地方等于冷嘲热骂。如“骅骝”两句，好马吃不饱不能有所作为，而那瘸腿驴却春风得意。以上八句侧重写贤愚不分的情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下六句侧重写黑白不分的情事，朋友交道沦丧，毁谤横行，谗毁之风盛行而抒发自己遭谗谏谤的感慨。“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散尽了黄金也不得与世人相交，身为儒生—辈子都被世俗社会所轻视。“一说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苍蝇”比喻谗人，“贝锦”比喻花言巧语。这都是用《诗经》典故，指小人毁谤之声非常喧闹。这两句说，到处都是世俗小人的谗谤声，谈笑间闻之令人失色。“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这—典故出自刘向的《新序·杂事》篇，曾参是孔子的门生，也是有名的孝子。他在郑国时有个同姓的人杀了人，消息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她前两次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去杀人，于是流言越来越多，最后她竟然信以为真，被吓的连忙扔下手中的织布梭，翻墙逃跑了。这里指谗言可畏。这两句说古代贤人曾参怎么会是杀人犯呢?接连三次的谣言，竟然让最信任他的母亲也受到惊吓。以上集中对世风进行批判，揭露世间贤愚不分，贤者遭诽谤，小人得志猖狂。
“与君论心握君手”—一结尾，为第四段：是表明谢决官场和仕途。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君”指王十二。这两句说，握着你的手，说句心里话吧，光荣和耻辱对于我来说又算了什么?“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凤麟”指凤凰，麒麟，古时认为是祥瑞之物，孔子曾为凤鸟不至，麒麟被获而伤感，以为自己是生逢乱世，理想落空；董龙是前秦右仆射董荣(小半龙)以谄媚皇上而得宠，这里指玄宗的宠臣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这两句说孔圣人尚且因生不逢时理想难成而忧伤，何况自己呢?最可恨董龙之辈靠媚上而得宠，真是令人不耻的鸡狗。这句谈的是社会权要人物，下边又把自己的念头转到皇帝那里。“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谐”谐调，“恩疏媒劳”借《楚辞·九歌·湘君》“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媒劳”，引荐我的人是徒劳。把我向朝廷、皇帝引荐的人白费了力气。说自己虽被荐举入都，却渐疏于玄宗。“乖”不顺利。“志多乖”，自己志愿不能实现。这两句说，自己生性高傲苦于和世俗不谐调，身被举荐又不被皇上赏识，使胸怀大志无法实现。“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严陵”严子陵的简称。严子陵青年时与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光武帝继位后，他不愿称臣，仍以朋友之礼相见，长揖而不肯下拜。这两句说，当年严子陵既然可以和汉天子平礼相处，我们何必—定要插配佩剑站在玉阶前侍奉皇帝呢？对皇帝虽说的不那么暴怒、十分尖刻，可这话里却委婉表示出对皇帝的不满。那骨子里的傲气，表现得很充分。作者以严子陵自喻，表明无心于朝政，“达也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照映了“荣辱于余亦何有”一句，说，自然做官不见得高贵，做不得官也就不值得忧伤了，为什么？“韩信羞将绛灌比，弥衡耻逐屠沽儿”，“韩信”，汉初诸侯王。“绛灌”，汉初淮阴侯周勃和颖阴侯灌婴。刘邦先封韩信为齐王，后又封楚王，有人告韩信谋反，被降为淮阴侯，与周勃、灌婴同爵，韩信不服，羞于灌、绛同列。“祢衡”东汉末人，有人问他与陈长文等人的交往情况，他轻蔑地说，我哪里肯轻意尾随屠沽儿呢？屠沽儿指杀猪、卖酒的人，封建士大夫以为下贱的人。这两句说，韩信因与绛灌同列而感到羞惭，祢衡以追随下贱的人为耻辱。这里李白自比韩信、祢衡，表示不愿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君不见李北海，英雄豪气今仍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李北海”指玄宗时北海太守李邕。裴尚书，指曾任刑部尚书的裴敦复。他们都被忌贤妒能的李林甫所杀，作者十分感慨地说：你不见在李林甫的屠刀下，李北海当年杰出的作风和豪爽的气度已荡然无存；裴尚书的土坟上已长满了高高的青蒿和荆棘。作者对李林甫之流迫害贤能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同时紧承上两句，欲感到自己不肯同流合污的后果，引出了最后两句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五湖”指太湖、兆湖、鄱阳湖、青草湖、洞庭湖。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国，退隐五湖。李白用这典故，说明自己无心仕途。“钟鼎”指代高官厚禄。这最后两句表明自己决心说：我早年早有浪迹江湖之意，见到李北海、裴尚书的悲惨遭遇，更加坚定了辞绝宦途的决心。
在这一段里李白从多方面揭示了辞绝宦途的原因，如对荣辱穷达的看法，傲岸不屈的性格，生不逢时，免遭迫害等等，其中核心是对腐败政治的不满，不甘作权贵的奴仆，与他们同流合污。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现对当时权贵的蔑视，他揭露了权贵们肮脏的灵魂和血腥罪行，怒骂他们是鸡狗。诗人这种襟怀磊落，放荡无羁的精神，给这首诗披上一层夺目的光彩。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