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荡）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狩猎归来，大臣子革进见，灵王遂摘下帽子，脱下披风，放下鞭子，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这个子革是何许人也？不是楚国本土的大臣，而是从郑国来楚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原名郑丹，子革是他的字。春秋时代列国人才流动频繁，“楚材晋用”的例子很多，中原人才逃往楚国的也不少。子革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能够做到执政官的助手（右荡），显示了楚国任用人才的不拘一格。灵王接下来与子革的对话，则显示了对子革这一外国人的充分信任。
灵王对子革的问话很长，但精髓很简单：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贪心不足而已。灵王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祖先对周王朝的巨大功勋（其实楚国在西周乃是不到百里的小国，远没有灵王吹的那么伟大），然后耿耿于怀地指出，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得到了周天子赐予的礼器，楚国却没有。如果现在派人向周天子索取礼器，天子会不会给？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我们楚国的祖先，勤劳勇敢那是没话说，可当时我们不是周天子的亲戚，天子就不拿我们当回事。今天可不一样了，周天子害怕我们，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服侍我们，大王您派人去要礼器，天子哪敢不给啊？”
这段回答很对灵王的胃口，于是他得寸进尺地继续问：许这个地方（即今天的许昌），原本是楚国祖先的伯父的封地（都过去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亏灵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后来郑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不把它还给楚国。如果楚国现在派人去索取这片土地，郑国会不会给我们呢？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周天子都不敢不给我们礼器，郑国怎么敢不给我们土地啊？”
灵王听了这两个回答，简直是心花怒放，欲望继续膨胀，于是又问道：原先晋国称霸中原，是因为晋国离中原比较近，我们楚国离中原比较远。现在我们在中原建立了陈、蔡、东西不羹四座大城，都可以出动一千辆兵车，诸侯应该害怕我们了吧？
子革回答：“肯定会害怕啊！这四个城池的兵力足够威慑诸侯了，何况还有楚国本土的兵力呢？谁敢不害怕大王啊！”
至此，灵王的自信心和欲望已经膨胀到极点，幸亏工匠进来请求他去观看玉器的制作，否则真是难以想象，接下来他还会提出多么天真的问题。
灵王以上的问题，有许多失礼的地方。子革是郑国人，郑国是周朝的同姓，又是华夏诸侯。灵王不仅大大咧咧地问他割让郑国土地的问题，还公然提出要威逼周天子、镇压华夏诸侯，丝毫不顾及子革作为郑国人的感情，只能说明他已经被欲望蒙住了眼睛。楚国当时的国力强盛，可以做到威慑周朝和其他诸侯，但灵王提问的口吻如同想要糖果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个霸主应有的作风。汉朝的汲黯曾讽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楚灵王则是赤裸裸的“外多欲”，连行仁义的幌子都懒得打一下。
灵王的欲望和子革的逢迎，果然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大臣析父趁灵王不在，对子革抱怨道：“您是在我们楚国很有名望的人，现在大王问你话，你只知道唯唯诺诺，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等一会大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先秦时的思想家并不崇尚犯言直谏，而是崇尚温和委婉的讽谏，晏子、邹忌、孟子等均是讽谏的典型。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贪图名垂青史，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已经远远偏离了孔子赞许的劝谏之道。
灵王从工匠那里出来了，这时，楚国的史官倚相正好经过。灵王就指着倚相说：“这是我们楚国的良史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书。”《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占卜的书，《九丘》则是关于九州地理人情的书。灵王得意洋洋地引用这些书名，大概不是为了称赞倚相的博学，而是为了炫耀楚国的人才众多，间接说明自己这个国王的伟大。可这正好给了子革一个“下刀子”的机会。
子革不屑地说：“我曾经问倚相，周穆王在位的时候喜欢到处游玩，大臣祭公作了一首《祈招》之诗以克制穆王的欲望，结果穆王果然没有遭到祸乱，得到了善终；倚相居然不能背诵《祈招》，这算什么博学啊？”（其实子革只是找一个由头罢了，倚相并不一定就不会背诵那首诗）灵王一听，果然来了兴致，就要子革把《祈招》背诵给他听。子革就背诵道：
“司马祈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人民传播大王的德音。想我们大王的德行，就像美玉，又像黄金。他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没有酒足饭饱之心。”
—— 这首诗的意思是，君主应该按照人民能够承担的限度来使用民力，不要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才算是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人民传诵。“无醉饱之心”，与刚才灵王欲壑难填、贪求利益的心态相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用孔子的话说，这首诗就讲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楚灵王虽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却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很快理解了子革的意思。他向子革作揖表示感谢，回到休息的地方，当天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知道，一个人克制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情形，一个普通人克制一下烟瘾、酒瘾尚且如此，何况一国之君克制权力欲？结果很悲惨，虽然子革的谏言打动了灵王，灵王却无法克制自己。第二年，楚国内部就爆发了政变，穷兵黩武的灵王被废黜，其弟登基为王，众叛亲离的灵王最后在荒野自杀，这就是一代霸主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霸主，能够善终的不多，像灵王这样身死而为天下笑的却不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因为宠信佞臣，饿死在床上，死后齐国有五世之乱；秦穆公是秦国最贤明的君主，却因为利令智昏而多次败于晋国，子孙三百年不能出函谷关一步；晋厉公在鄢陵击败楚军，独霸中原，几年之后就被卿大夫杀死，只有一辆牛车陪葬；吴王夫差先后打败齐、晋、楚，却死在自己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里，吴国随之灭亡。《诗经》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是说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是说成功的人心态会有变化，一旦欲望膨胀起来，就算想保全身家性命都不容易，谈何建功立业？
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纷纷扰扰都归于自己的仁心，不再会有欲壑难填的苦恼，也不会再有自取灭亡的冲动。可惜后世的理学家把“克己复礼”四个字理解成了“存天理，遏人欲”，最终变成了片面空谈性理，消灭人的正常欲望，与孔子和先秦其他哲人的本意相去甚远。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此诗不用比兴，三章诗全用“赋”，以猎人自叙的口吻，真切地抒发了他猎后暗自得意的情怀。三章叠唱，意思并列，每章只换四个字，但却很重要，起到了文义互足的作用：首章互相称誉敏捷，次章互相颂扬善猎，末章互相夸赞健壮。首句开口便赞誉，起得突兀，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由衷的仰慕驱情。他在峱山与猎人偶然碰面，眼见对方逐猎是那样敏捷、娴熟而有力，佩服驱至，不禁脱口而出“子驱还（茂、昌）兮”，这是发自心底的赞叹，“子”是对那位同行的敬称。次句点明他们相遇的地点在峱山南面的道路上。“遭”字表明他们并非事先约定，只是邂逅相遇罢了。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那样惊喜不已，十分激动。第三句说他们由相遇而合作，共同奋力追杀两只大公狼。这里诗人虽然没有告诉读者逐猎的结果如何，但是从他那异常兴奋的叙述中，可以猜想到那两只公狼已成为他们的捕获物，读者从中也似乎分享到了诗人的喜悦。最后一句是猎后合作者对诗人的称誉：“揖我谓我儇（好、臧）兮”，这里诗人特点明“揖我”这一示敬的动作，联系首句，因为诗人对他的合作者十分敬佩，所以他才为自己能得到对方的赞誉而引以自豪。吴闿生称此为“渲染法”（《诗义会通》）。
全诗句句用韵，每章一韵，押在每句末尾第二字上：首章还、间、肩、儇为韵；次章茂、道、牡、好为韵；末章昌、阳、狼、臧为韵，句尾都以“兮”字收束，组成“富韵”，加上四、六、七言并用的参差句法，造成了舒缓的音节，读起来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这种一唱三叹、反复咏唱的手法，对强化主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首诗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而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多了点诗意，少了份伤感。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他当年轻快意的时候，所以眼里所看到的无不是美好惬意。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
“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广陵，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指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给读者的感觉绝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正是烟花之地。“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句”。 李白渴望去扬州之情溢于言表。
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
最后一句是眼前景象，但又不单纯是写景。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诗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将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