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面对国土被侵、主权旁落的深重民族危机,诗人满怀悲痛和无助,虽身处阳光和煦的春日,仍无法慰藉内心深处的愁绪,诗人忧国忧民,感怀于国家的懦弱与苦难,困惑国家的出路到底在何方,不禁与同胞们一起潸然泪下。全诗风格悲怆苍凉,情感浓烈真挚,闪烁着爱国精神之光。
《有感一章》这首诗是一首写大忧和大痛的七言绝句。首句“世间无物抵春愁”直抒胸臆,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了自己的“春愁”,极言自己愁之大、愁之重。“抵”这个动词使后面春愁一词一下子具体化形象化了,并给人无尽的想象。春天本来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但是在一年前的春天,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为春天留下了民族耻辱的阴影。当春天再次来临时,这种亡国之恨当然是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
第二句“合向苍冥一哭休”,紧承首句,进一步写悲。只有面对苍天,放声痛哭一场才能罢休,然而这“哭”字又不仅仅写悲,因为是向着苍天去哭而不是向隅而泣,那悲必然是悲中有愤。第三句“四万万人齐下泪”,由个人悲转向亿万广大同胞悲,表现的是更大的悲痛。同时也表明了诗人的思想情绪与亿万广大人民是一致的。
末句“天涯何处是神州”,点明了以上三句所写忧愁和悲痛的原因。在苍茫的大地上,昔日的神州不知到底在何处。被帝国主义瓜分了,这必然使诗人和全国亿万人民痛哭。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国土沦陷、国家危亡的无限忧虑和悲痛,表达了对清王朝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愤慨,但这首诗写忧写痛并不使人沉溺于忧愁和悲痛,而给人一种催人警醒、奋争的潜在力量。直抒胸襟,感情激越,视野广阔,笔力沉重,以反诘收束,更增添了悲痛感慨的力量,这是此诗写作上的特色。
文章的开篇就充满传奇色彩温情脉脉作者从记述左光斗与年轻书生史可法的偶遇写起:时任京畿学政的左光斗,风雪严寒之日,微服出行进入一座古寺,看见一个书生正在厢房伏案睡觉;左光斗阅读了书生的文章草稿,就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给书生盖上,又给关上门……既形象表现了左光斗的“伯乐”精神:求贤若渴,善于发现人才,赏识人才,爱护人才,又为下文史可法不忘师恩,不违师训作伏笔。
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及左公下厂狱”,一笔带过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而蒙冤入东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道出史可法对老师的深切关注,这一短句,墨如金,剪裁得当。“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可法再也无法忍耐,只得“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对狱卒啖之以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得以乔装成“除不洁者”潜入门禁森严的监牢。突出表现左光斗的舍生命、为大义、刚强不屈的崇高品格,则是浓墨重彩,活灵活现:只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令人不难想象左光斗在东厂狱中遭受何等非人的酷刑!一个“倚”,一个“坐”两个动词,活现了左光斗的“一息尚存,决不屈服”的精神。左光斗被折磨得“面额焦烂不可辨”,“目不可开”,但当他听出史可法的声音时,竟然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目光如炬:这一事迹,典型地表现了左光斗的坚强毅力和顽强斗志!对前来探监的史可法的不仅有一番“怒曰”:“不识大体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而你还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如此地步,老夫此身已经罢了,你要还这样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还不赶快离去,难道等着奸人编造罪名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扑杀你!”,而且有“过激举动”:“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如此神情激愤,言辞严厉,慷慨激昂既体现了对逆阉的仇恨,更体现了对寄予殷切厚望的学生的挚爱——爱之深,责之切!左光斗的良苦用心是通过这样的“当头棒喝”,让史可法不要感情用事,要清醒地认识目前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要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位受尽酷刑、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读此,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真催人潸然泪下!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顶天立地!史可法的切身感受凝聚为一句“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有力地彰显了左光斗的耿耿丹心、铮铮铁骨!这里,既与第一段中“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相呼应,又为第三段表现史可法忠于国事职守作铺垫。
第三段主要以一个细节——”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表现史可法治军的勤于职守和身先士卒。这正是得益于左光斗老师的言传身教。“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可法的这句心里话就是明证。第四段简叙史可法在带兵期间,凡到桐城,必定亲自到左公第,问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表明史可法尊师如父、对恩师永志不忘的深情厚谊。这些,不仅表现了史可法的爱国精神和尊师情操,更是从侧面衬托他的恩师左光斗的人物形象。左公确有知人之明,对史可法确实是没有“看走眼”;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恩师言传身教的结果!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