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全诗描写了作者家中老鼠很多，听说别人家的猫将产子，他乞求要一只猫仔为他家解决老鼠为害的问题。诗中对老鼠的猖獗和自己买猫食、乞猫进行了具体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对猫的喜爱和渴求。全诗写得浅易亲切，富有生活气息。
此诗之前两句写鼠之猖狂。“窥瓮翻盆”的意象生动传神，其字面背后可想见人的无奈。诗的后两句写主人公去聘猫。“狸奴”“衔蝉”都是“猫”的方言称呼。“买鱼穿柳”的意象，写主人公心情的急切；“衔蝉”之称有对敏捷神勇的猫的爱意，透过这画面亦可领会报复的快意。正是在无奈与快意的对立中，揭出了处于生存困扰中的人的窘态，使识者会心一笑，是无刺的调侃态度。如此状物，不独形象鲜明，确实也增加了许多趣味。这是深含“陌生化”旨趣的，是一种谐谑艺术。
这事据说还有后集。黄庭坚集中还有一篇《谢周文之送猫儿》：“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或许这只“狸奴”就是黄庭坚要的那只猫仔。
向人讨只小猫，事是生活中的一桩小事，诗也是一首小诗，写来浅易亲切，富有生活气息。李屏山《西岩集》中说：“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乞猫》这首诗正体现了黄庭坚“以俗为雅”和“以文入诗”的特点。
题目虽说是《忆昔》，其实是讽今之作。第一首回忆的是唐肃宗的信任宦官和惧怕老婆，目的作于警戒代宗不要走他父亲的老道；第二首回忆的是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目的在于鼓舞代宗恢复往日繁荣，并不是为忆昔而忆昔。
第一首上段九句，下段八句。上段九句感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肃宗起兵灵武，收复西京长安，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凡是肃宗认为是有才能的都以任用，便任用了李辅国。但宠幸张良娣，对于政事自然就很少有时间去管了。所以中兴之业，是仍处于停滞阶段的。“后不乐”，状其骄傲放纵。“上为忙”，状其畏缩恐惧。这分明写出了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到了程元振带兵时，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肃宗再次外逃，一时边境无法安定下来，所以愿能有像傅介子这样的人物，杜甫意在湔雪国耻。“老儒”句，作者自叹不能为国靖乱而尸位素餐。
第二首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上段十二句追思开元盛世。当时国盛民富，盗乱息止人民安定，政治通和清明，民风淳厚，礼仪等方面也秩序井然，胜于贞观之治。这里便是惜唐明皇疏于政事，所以又极盛转至衰败。下段十句悲痛乱离而思盼兴复。自开元至作此诗，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仇兆鳌《杜诗详注》）乱后景象，是不忍直视的。所以作者在此概叹，中兴事业只能期望于后世之君了。
虽然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但第二首诗中所描述的人丁兴旺、和平环境、丰衣足食，却也是劳动人民所祈望的。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诗人素来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理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境界，“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仍抱忧国忧民之心，“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甘愿“洒血江汉”、再图中兴。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