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这是一首记梦诗，李清照的记梦诗仅此一首。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蔡义江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五言古体诗以不换韵为正格，此诗便是一韵到底的。但它在内容安排上，却有点像那种四句一换韵的诗：每四句各成一小段落。诗题即首句起头二字，这是风谣乐府传统中之通例，诗中亦常有。此诗写作者某天早晨睡起前梦幻中的一番游仙经历以及醒来后的感慨。
“晓梦随疏钟，飘然蹑云霞。因缘安期生，邂逅萼绿华。”先叙入梦遇仙。拂晓前作者一度醒来，又随着钟声进入梦境，“疏”字形容钟声缓而轻，这恰好能起催眠作用。飘忽身轻，跻入云霞。从飘飘欲仙，到梦见仙人，就十分自然。在仙人中，作者举了人们熟知的安期生和萼绿华。可能同是女性的缘故，作者似乎对遇到萼绿华显得特别高兴。
“秋风正无赖，吹尽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据韩愈描写，玉井莲开花高达十丈，它的根藕当然也会大得像条船了；由藕说到枣，按比例扩大，天衣无缝地将李少君说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的话用上了。与仙人们在一起，其兴奋愉悦之情洋溢纸上。
“翩翩坐上客，意妙语亦佳。嘲辞斗诡辩，活火分新茶。”这四句写人物志趣风貌，叙写诸仙座中以嘲谑取乐、分茶为戏情状。意妙、语佳、思捷、手巧，加之风度翩翩，真是无一不好。虽说只是梦中幻境，实际上却完全是作者自己生活理想的反映。所以，叙来也充满热情。
“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人生能如此，何必归故家。”写自己对神仙生活的羡慕和感慨。这样的意识通常总是在梦回清醒之后才会产生的。这里作者正是以感想来代替叙述，略去如何从梦中惊醒过来的描写，使诗意更为紧凑，过渡了无痕迹，又简省了很多笔墨。
“起来敛衣坐，掩耳厌喧哗。心知不可见，念念犹咨嗟。”最后补明醒来以后，尚对梦境无限留恋。醒来后作者陷入了沉思。“喧哗”包含着现实生活中人们为名利得失纷争不已的意思，对此梦中所见，更觉得可“厌”。这是从对梦境和现实的相反感受写。明知是幻梦而犹念念不已，则是从理智和感情的矛盾状态写。这样来写内心的强烈感受，是深刻而真实的。
此诗借美好的梦境来寄托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同时反衬出现实生活之可“厌”。构思命意上，也许受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一些影响。不过，李白诗在卒章显志时，能昂首扬眉，表现得傲骨嶙峋；而李清照这首诗，却只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叹息。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
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闺情词。词中以深挚的感情和浅近的语言，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地妙用一连串药名，通过闺中人以书信向客居在外的夫君倾诉相思之情的情节，抒写了闺中人思念远人的款款深情。
词的上片通过闺中人书信难表相思之深的描写，抒写她对丈夫的深情厚意。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以后，思念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笺，无法写尽我要倾诉的思情。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
“参商”，指参、商二星。参星在西，商星（即辰星）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比喻双方隔绝。“檀郎”，是美男子的代称；此指闺中人的丈夫。“苦参商”三字极为传神，谓因夫妻离别、隔如参商而苦恨不已。这正好说明闺中人为什么“相思意已深”而“白纸书难足了”。
上阕写书信难表相思之深，以见闺中人的浓情蜜意。其中“相思”、“意已（薏苡）”、“白纸（芷）”、“苦参”、“朗读（狼毒）”均为药名。
过片“记得约当归”前添上“分明”二字，更显出分手时的相约印象甚深。“分明”二句，写闺中人回忆当日分手时的情景：她一再叮嘱丈夫，最迟不要超过樱桃红熟时（指夏季）回家。但她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却她终不见心上人回来。于是，她不禁爱怨交织地问道：“现连菊花都开了（指秋天），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这四句一气呵成，情味深长，含蕴不尽，可看作是信中内容的延续，也可看作是信外的心底思忖。
词的下片，以怨詈口气，进一步抒写闺中人怀念远人的情怀；结尾出以反问，更显思念之深切。词中使用的药名，有“当归”、“远至（志）”、“樱桃”、“菊花”、“回乡（茴香）”等。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