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年夏天，李嘉祐还在哀叹自己命运多蹇，考虑要不要辞官而去的时候，一场突然而来的战事打破了平淡的生活，刘展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过江阴大地，李嘉祐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面对战争他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判断，开始的时候甚至都分不清谁是谁非，江阴的老百姓出逃的出逃，被征兵的征兵，作为文官的李嘉祐似乎对这一切也无能为力，只能坚守江阴，等待时局的稳定。
好在战乱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战争对江阴的伤害短时间却无法恢复。上元二年春，李嘉祐去常州谒见新任常州刺史，回来的路上，看到满目疮痍的江村，心情应该是无比沉重的，一句“谁肯问凋残”，表达了李嘉祐对民生的关怀，也让他的诗名好了不少。
首联“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前句是直接看到的，后句说不忍看，却偏还要看，江村的残破避无可避，直击人心。
颔联是本诗的精华所在，可见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前句是视觉的感受，花色本不会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但在诗人看来，人民的悲惨境遇却通过花色反映了出来，赋予的花色别样的意味。后句是听觉的感受，虽然写的是声音，却同样赋予了鸟鸣声以感情色彩，一个寒字，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情。
颈联和尾联隐约地表达了乱后初定，诗人意图收拾残局，重新经营民生的愿望。同时也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和彷徨。不过李嘉祐并没有机会重整江阴了，因为当年春天，他就升官去当台州刺史了。
此后，江南到大历年间，才渐渐从刘展之乱中恢复过来，《旧唐书》卷185下《萧定传》载：“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润州刺史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首诗是作者在镇江金山的题作。诗以清新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将羁旅的愁苦，客子的孤独，乡梦的频繁，征衣的尘垢，艺术地表现了出来，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抒情手法上，既有直接表达，也有景物衬托。。
“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一出，“客愁”两字已赫然在目。扬子江渡头，几回回经由，江上风波依旧，而旅入已添了新愁。
“西飞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铺衍旅人奔波愁劳之状。太阳天天东升，天天西落，自是无止无息，且不知起讫，然作者竟有“忙于我”之想，显是极无理之语，不过，由此无理语，其感叹自己天涯奔走、东西飘泊的情致，由浅转深。与此出句相对应，对句言向南蜿蜒伸展的青山显得格外清冷，不近人情，一点也不理解旅人客愁之深，反而像在冷冷地嘲笑人，实借青山的整暇和凝重，来反衬人因有所求而离乡背井、抛妻别离是多么的无谓。
想到这一层，作者不免有一种怅然和失落无所依的感觉，由此虽然刚从京师来，衣衫上还沾染着那里的灰尘，但故国之恩已频频入梦，搅得人无法安睡了。这里，“敝裘犹带帝京尘”一句，是用晋诗人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典，读者想及陆诗，当会对作者在京师的那番劳苦，有更深入的了解的。
“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对沙鸥一怆神。”承此意，由已及人，作者想到自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正和自己一样，天涯作客，四方糊口，山长水阔，欲再携手欢会、谈古论今而不可得，不由得神情悄怆，黯然至于悲怀难抑。“吟对沙鸥”可能是实景实写，即作者午夜梦回，辗转床铺，再难入睡，所以披农出户，江头散步，见鸥鸟而起意；也可能是虚景虚写，作者既不得安睡，于是重捻灯火，调弄笔墨，赋诗寄慨，也许他想到了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吟唱，借来入诗。人生本是尘世寄迹，居无定所也属当然，正像这高翔天地间的沙鸥，东止西橱，所以，“沙鸥”在此成了一科孤单飘泊、无所着落的象征。一经吟出，全诗的愁情愁绪，得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读者的思绪，也由此脱开去，浮想联翩，去体会诗人的孤苦，寻觅自己的感怀。
反映羁旅行役之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自《诗经》开始，不绝于史籍。旅途的劳顿，寄居他乡的陌生感，以及无所归依的空寂无聊，很容易被诗人捕捉，并且，他们常将这种羁旅之孤单，上开为对整个人生孤独感的体验，由此，诗的内涵得到充实，诗的境界也变得阔大。作者的这首《渡江》，用素朴清老的语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而对仗之工稳，措词之精警，更使此诗获得普遍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