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感叹自己无所事事,因“上城”远眺,拟消散心中之“无憀”。“虚”字极佳,将投笔从戎的心事勾起。“独”字传神,万般无奈独上城楼。
颔联“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写望中景色,失伴的鸟,树木在云彩掩映下留下淡淡暗影,景语即情语,这些景色是凄清空落的,这一切也压在诗人的心头。
颈联“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由景物转入议论时事,诗人慨叹讨寇不力而军需赋税苛繁弄得民穷财尽。就算目睹国势动乱,自己纵有韬略,也不过是虚度光阴。国事维艰,这一联给读者以喘不过气来的重压。
尾联“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宕开一笔,只言才智足以匡国的贾谊被弃之不用。由此上溯首句“虚投笔”之语,一个心忧国事、渴望报效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一联情感愤激,极写诗人心中的苦闷。
诗人登城眺远,写景抒怀,以抒发其壮志难酬的苦闷,写得情景交融,含而不露,颇有韵味。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描绘豪侠的形象。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讲述豪侠的倜傥不群和武艺高强。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表达豪侠不拘礼法,疾恶如仇。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虽写豪侠的爱国精神,实则也隐隐流露出诗人想建功立业的寄望。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最后四句是说打败敌人,胜利归来,既不会阿附权贵、居功邀赏,也不自命清高,隐居草野,要继续过游侠生活。
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热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语言,刻划了一个武艺高强、报国杀敌、功成退隐的侠客形象。他出身高贵,剑如秋霜,袍饰明珠,艺高胆大,堪与名侠剧孟比肩。他虽身玺百战,威震胡虏,但功成后又任性使酒,不肯俯身下拜萧何曹参之类的高官,而是隐居于荒山野径。
他潇洒倜傥,豪迈勇敢,不拘礼法,疾恶如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富于爱国精神。当祖国的统一和安定受到威胁时,便“发愤去幽谷,从军向临洮”,不计身家性命,英勇杀敌,立功疆场,而胜利归来时,既不阿附权贵,居功邀赏,又不消极退隐,逃避现实。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着李白的任侠思想。显然,他的这种任侠思想和他进步的政治理想,他的反对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因而也显示了这种任侠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