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
其一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首二句，感物起兴。眼见一块原来是极鲜亮的红丝绸，却因蒙上了灰尘，颜色变得暗淡了，旧如“曲尘”，而这“一尺深红”的丝绸，好像不是一般的妇人之饰，很可能它就是女子新婚时用过的方幅红绸“盖头”。这“一尺深红”，应是女子眼中的不寻常之物，她一直把那约一尺宽的红绸作为自己婚姻的象征，看到红绸，就引起对幸福的憧憬。可如今，眼前的红绸却已经蒙上尘土，还有了不少“曲尘”似的霉斑。
睹物思人，不由感慨万端。唉，还是俗话说得对，物品天生的都是旧不如新。然而，就爱情而言，则不能“喜新厌旧”，而应是“日久长新”才好，否则情不专而怨恨必生。窦玄妻《古怨歌》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诗人这里正是以“衣不如新”反衬“人不如故”。看来是丈夫又有了新欢，才引起女主人公幽怨的情思。这二句运用了比喻，虽然手法委宛，语言却很直白，就意蕴而论，显然缺乏含蓄之美感。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这二句，仍然运用了比喻，抒发被弃女子的“恨”意。“合欢桃核”，本来那是夫妇好合恩爱的象征物，旧日婚俗在“新人”家中，也常常摆放枣、栗子、桂枝、桃核等果物，预示喜兆。想当初，女主人公在与丈夫两情欢娱的时候，她是那样相信她们用桃核来表示的永远好合的誓言，现在明白，原来那“合欢桃核”里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了。“人”是“仁”的谐音，说“合欢桃核”另有“人”，就是说她的丈夫内心里另有新欢的“人”了。
所以，这是借鉴了民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的手法写桃核内有“仁”以隐喻合欢之人心中原来别有“人”，富有民间的生活气息。既然对方心中已有他人，故第二句曰“旧物不如新”；虽前有“合欢桃核”之约，然“终堪恨”也。这就既巧妙地讽刺了爱情上的喜新厌旧者，又曲折地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所爱者的执着追求，那“恨”字流露出一种难言的幽恨之情。面对负心人，诗人委婉地提出自己的劝戒，言有尽而意无穷，反映了甜蜜爱情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
这首词，在艺术方面，采用比兴、暗示、谐音双关的手法，加强了抒情效果。但从词的整体意境看，仍然是“意伤于太尽”（张戒《岁寒堂诗话》），缺乏余韵远致。像“天生旧物不如新”、 “里许元来别有人”这样的内心触悟，也过于直浅了些。
其二
此篇是以女子口吻，抒写她对情郎的眷恋。
“井底点灯深烛伊”，这“井底点灯”四字，谓在井底点上灯。何以偏在井底点灯呢？原来这井底之灯，必是深处之烛。而“深烛”，隐喻“深嘱”。“伊”是人称代词，在此代“你”。 “深烛伊”也就是“非常诚恳地嘱咐你。”显然，是作者刻意运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叙事。因而使词意隐晦了。既云“深嘱”，嘱咐些什么呢？即次句“共郎长行莫围棋”。共，介词，犹同；跟。 “共郎”二字，明示女主人公正与郎相聚。
而紧跟“长行”二字，又暗示着这是离别的时刻。所以她才对他叮嘱再三、情意绵绵。此“长行”与“围棋”，又作谐音双关。长行，是一种博戏的名称。据唐人笔记记载，用掷骰子来博“长行局”，因简单易行，唐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唐国史补》卷下），是一种低俗的赌博。而“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艺，棋理高深，可谓文人雅士的游戏。可她为什么“深嘱”将要出门的丈夫，让他记住：我可以与你玩长行，但不同你下围棋呢？原来，她的这番叮嘱中另有深意。她是用“长行”这种博戏的名称来双关“长途旅行”，又用“围棋”来双关“违误归期”。她这是告诉丈夫“远行一定不要误了归期”！在生活中，人们要把某件事情告诉对方，却又不便于明白说出，往往会用这种谐音双关的方式来暗示。这里的“长行”、“围棋”，也是女主人公将她深隐的心曲，婉转托出；虽然可见女子的柔情蜜意，但由于其中的隐语，过于隐晦。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后两句从“长行”引出“骰子”，说那种制造精巧的骰子上的颗颗红点，有如最为相思的红豆，而且深入骨中，表达着我对你深入骨髓的相思，你知道吗？这样一来，自然又深化了第二句深嘱“长行莫围棋”的用意，原来她“共郎长行”，也是有意要用“长行”这种博戏所用的“骰子”来提醒丈夫：当你玩“长行”使用骰子时，知不知道，那骰子上的红点，颗颗都是入骨的红豆，代表着我对你的入骨相思？所以，你千万不要违误了归期。这一句，非常准确地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惦念，对丈夫的那种难舍难离的强烈的爱！
“入骨相思”，一语双关，其中缠绵之意，教人不由魂销。在章法上，则是对前二句“深嘱”早归“莫违期”的对应。诗中，女子“共郎长行”时“深嘱”于前，客子“违期”未归时又“入骨相思”于后，最后以“知不知”设问寄意的口吻轻轻将全诗兜住，然后再表现出这位多情的闺中人亟盼游子早归的焦虑心情。“知不知”三字，把女子离别之久、会合之难、相思之深之苦，乃至欲说无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谓收得自然，余味不尽。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正是女主人公内心深处诚挚而火热的爱情。有女钟情如此，令人读来倍觉感人。“入骨相思知不知”七个字，乃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最精粹之笔，在于后二句以相思子（红豆）为喻，寄托女子的挚爱深情。全词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虽有助于词境的深婉含蓄；但由于刻意为之，便又流人“谜而不诗”（王夫之《古诗评选》）之地，缺乏“自然天成”之妙。
此二诗写“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以讽喜新厌旧；写“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以骰子喻己相思之情，就既未见浓艳的辞藻，又未闻有些许脂粉气。其设想新奇，别开生面，在许多的爱情诗中，使人顿觉耳目一新。大量使用谐音双关修辞法，更使诗作独标一格，别有情致。人们表达爱的情感，力避直率明白，本尚朦胧含蓄（当然不是晦涩费解），而双关隐语的运用，却能使人透过字面的意思，通过那些音同或音近的“别字”，去细细品味那双关语中底层的无尽的意蕴。这些谐音词的寓意颇深，不可囫囵读之。它蕴含着诗人人为的特定含义和感情色彩，能使语言在表达上更含蓄、婉转和饶有风趣。用于表达爱情，则言浅意深，更富有感染力。
窘步相仍：窘步，迈步迫促。相仍，相沿袭。这里指以诗唱和酬答时次韵诗受到别人诗韵脚的束缚，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诗歌相互酬答唱和的传统。起初，和诗时只要和意即可，和诗的体式、韵脚都不用顾虑。但是后来，却发展为和诗必须用所和之诗的韵，这称为和韵。和韵有同韵与次韵之分，同韵，是韵同而前后次序不同；次韵，是韵同且前后次序也相同。这种方法源于元白，皮日修、陆龟蒙也这样写，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后，和韵次韵盛行，成为诗的一种体式。
这首诗是批评诗歌酬唱中的和韵风气。由于这种次韵酬唱的诗往往受到原诗韵脚的拘束和词义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迹，反要俯仰随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问对这种诗风给予了辛辣讽刺，指出其“亦可怜”。要求诗人应该象庾信那样“纵横自有凌云笔”，大胆自由抒发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随在别人后面的亦步亦趋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