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之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前二十一句可算是第一部分，后十句算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七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籍田祀神之用，与《周颂·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
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是写得自然、本 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万里奉王事，一身 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 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 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数 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岂有不想家的道理？
此诗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 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有力的揭 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字不仅指出这种事实，而且很 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一类的感触 来。首句只叙事，不言情，但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龙钟”是沾湿的意 思，全句说： 揩眼泪已经揩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仍旧不干。这种写法 虽有夸张，却极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欲捎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而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能深入人心，历久不忘。岑参这首诗，正是有这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