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通过幽谧景物和环境的刻画，反映词人的孤寂心绪；下片直接深入内心描写，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此词情景交融，笔触细腻生动，语言清新明快，全词表达了作者浓厚的爱国之情。
词的上片重在写景，但景中有情。“月光飞入林前屋。风策策，度庭竹。”词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幽谧宁静的境界，烘托出词人高雅脱俗的品格。“夜半江城击柝声，动寒梢栖宿。”运用了比兴手法，以鸟自况。词人遭靖康之变，流落南方，犹如鸟宿寒枝，暂栖其身，一有风吹草动，即惶恐万状，反映了饱经战乱者的惊惧之情。
下片重在抒情。“ 等闲老去年华促，祗有江梅伴幽独。”为收复失地，词人或许亦曾有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紧迫之感。但事与愿违，面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局面，词人宁肯幽居独处，决不趋炎附势，聊以自慰的是，还有江梅作伴。词的题目即标以“梅”字，旨在以梅自况，表示要象梅花那样，不管环境如何严酷，都要保持高洁情操。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香如故”。这首词前写栖鸟惊躁，后写好梦惊回，虚实结合，前后映衬，对于突出了离乱中词人的形象极为有力。掩卷思之，当知个中意味。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称其“使易安尚在，且有愧容矣”而思。抑扬起伏虽然太大，但也可证明其词水平之高。
词到最后才明确点出主旨——故国之思。“梦绕夷门旧家山”，即是对北宋王朝及中原大地的怀念，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
南朝文受宫体习染，多风花雪月，吴侬软语，而风格轻靡，姿态婉娈。入北朝，则稍涉清刚之气，江河山川，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开篇先叙述作者归隐后的林泉之乐，他以欣赏的笔触去描绘故乡的山野风光，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直截了当地告诫阳休之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牵缠，又以历史教训为鉴。作者想象如果阳休之能幡然醒悟，与他一同把臂入林，携酒登山，该是多么快乐。但是，作者又不得不意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感慨“缅寻此旨，杳若天汉”，戛然而止，却余音无穷。全篇层次清晰，语言清朗，以比喻和对比手法说理论事，理随文而成，挥洒随意，流转自然，全无雕琢之气，在六朝骈文中不失为上乘之作。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文是祖鸿勋辞官归里后写给阳休之的信，共分两个部分。作者先叙述陶冶山水，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后规劝阳休之急流勇退，知足而返。作者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虽入仕朝廷，常心寄霄汉。他位至高阳太守，而在官清廉朴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颇以为清高。所以他最终辞官归里，完全是适心应性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来看开头第一句“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纯粹是托辞而已。所以作者仅用一笔带过，立即转入对家乡山庄田园风光的描写。先写居处环境：雕山地处闲远，水清石丽，四周有重峦叠嶂相拥，中间有数顷良田相伴；家有野舍于斯，虽遭荒废，而经过修复，已焕然一新。作者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描绘他的“野舍”：依山就势，即石成基，援木为梁，凭林起栋。上有萝蔓攀援，高映屋宇；下有清泉潺暖，环绕石阶。庭中有月松婆娑，绿草生翠，溪边有日华浮动，云光徘徊。时有流烟飘过，随云气氤氲而舒卷汗漫；再看园中桃李，共香椿翠柏而比丽争姿。短短几十字，就将其雕山野舍的大好风光描摹出来，运笔幽峭简劲，清丽而生动，令人不胜企羡。
至此，作者转换笔法，变客观描绘为主观介入。作者果然耐不住山川风光的吸引，尽情陶醉了。当他不时褰裳涉水、拄杖登攀的时候，不禁产生了“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的感觉，仿佛不是立足人间，而已置身仙山琼阁，羽化而登仙了。“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一句，直将作者误把人间作仙境，盘桓其间流连忘返的心情和神态，勾画得出神入化，宛然若现。所以，他余兴未尽，归来仍“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举酒望月”，不但勾勒出了作者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潇洒形象，还暗寓了时间的流程，表明作者从褰裳涉水到举杯望月，已在山间徜徉了一天，时已至晚了。眼观之景渐已朦胧隐去，惟耳聆之声与心想之象，则络绎奔会，粲然成章。所以接下来“听风声以兴思”四句，既暗寓了时间的流程，也揭示了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观景—聆声—兴想。这样，文章从写景到抒情的转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笔法之老练纯熟，可见一斑。随后八句，则从这具体的情境中跳出来，略写归隐后的生活。戴斗笠，穿蓑衣，躬自耕耘，奉养双亲，以散步代车马，以无事为和贵。他认为这是人间最为适意快心的事了，连挥麈清谈的风雅也难以与之媲美。“岂必抚麈哉”，把作者身居山间、心性俱足的感情和盘托出了。
第二部分掉转笔锋，直指阳休之本人。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为后来之秀”。可见他出名很早，且仕途通达。但在作者看来，名声之事不过缰锁而已，为其所累，就像一块天然好料，被木工左砍右凿，削刮得面目全非。所以他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直截了当，切中要害。接着八句描绘阳休之官场得意、文坛擅名之状，用语精丽，文辞华美，俨然歌颂褒扬的口吻。但归为八字，甚具振聋发聩之响：“兹自美耳，吾无取焉。”这不过是阳休之的自鸣得意，作者根本就看不上。这段文字很值得玩味。以腴词裹讥意，用颂调唱哀声，仿佛先要让阳休之高兴一下，然后当头棒喝，使之猛省。这种先扬后抑、明褒实贬的欲擒故纵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颇具奇峰突起、耳目顿开之效。然后再展开正面论证，而获水到渠成之势。作者先以积玉光泽者前毁，丛桂芳茂者先折为喻，再以历史教训为鉴，反复开导，多方引证，告诫阳休之应注意敛锋藏迹，免遭“象由齿毙，膏用明煎”的命运。他还拈出老子的虚无之道，奉为圭臬，举出张良的急流勇退，作为楷模，希望阳休之能够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他竟禁不住把假设悬想为现实，憧憬起二人归隐山林的生活：把手入林，携酒登山，天为被，地为床，昼论道，夜谈玄，摅心志，畅胸怀。人生得此足矣，“何必富贵乎？”一语既出，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的倾心向往和追求，同时又把自己从热烈的遐想拖回到了清冷的现实。他不得不认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最后忍不住以感慨作结。其中既有埋怨、责怪，也有希望、期待，蕴含丰富而复杂。“若能”以下一段，以想象设辞，再以“去矣阳子”的棒喝拦截，悬想滔滔，戛然而止，笔法颇与此前的先扬后抑相类似。
全文在结构上截然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写己，写归隐，写山川风光，写愉情快性；下段写人，写在朝，写名缰利锁，写跼蹐蹭蹬。两相对照，效果强烈，泾渭分明。且以高尚映低卑，用委琐衬潇洒，二者互为比照，高者愈见其高，低者愈显其低。这是此文的艺术特色。另外，此文虽取骈文形式，但文思清省，运笔简洁，虽有风花雪月之姿，而无轻软丽靡之质。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
小令用尖刻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常遭横祸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是一种调侃的手法，更进一步讽刺了社会黑暗。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本篇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以冷语峻笔作嬉笑怒骂，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乔吉有首《山坡羊》就明显模仿了本篇：“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