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菩萨蛮》是一首集句词,即全用前人诗句杂缀成词。王安石一生写了不少集句诗,当时人们竟相仿效,成为一种风气。他不仅集句为诗,也集句为词,这也可以说是他的首创,同时的苏轼、黄庭坚,后来的辛弃疾等,皆相效法。集句为词,除了要谙熟前人作品外,还要考虑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但最主要的是在词意上须安排妥帖,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真正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只有如此,集句词才算是一种艺术创作,否则只是一领破衲衣而已。
该词上阕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及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下阕作者自问自答,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这首旨在一“闲”字,表现了作者远离仕宦喧嚣的闲情逸趣。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开首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往昔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官宦居处换成了筑篱为墙,结草作舍的水边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闲人装束取代了过去的冠带蟒服。作者从九重宸阙的丹墀前来到了水边桥畔的垂杨里。对于这种遭际的变化,王安石采取一种安然自适的态度。一个“闲”字渲染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也点出了作者摆脱宦海远离风尘的村野情趣。两句闲雅从容,虽然是从前人诗句中摘录而成,但指事类情,贴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着两句是写景:“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一夕春风来,吹开万紫千红,风光正似去年。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参照唐人的原句“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殷益《看牡丹》),不难觉得作者也包含着与前人相同的感慨。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励志改革的政治家,他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仅仅是时光流逝、老之将至的叹息,更包含着他壮志末酬的忧愁。
下阕“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作者醉洒昼寝,再不必随班上朝参预政事,生活是如此闲逸,但是,酒醒梦回,陪伴他的并不是清风明月,而是风吹云走、月翳半规的昏沉夜色。如果将“新月偃”这一富于象征的景象联系当时新法废除,新派落职,宋哲宗年幼不能理事,太皇人后高氏听政起用旧党的政治局而,认为作者用比兴的手法寓示对国家政局的关怀,恐怕也不是郢书燕说。但是,自己下野的身份,茅舍卜居的环境毕竟是远离了政治中心,他此时的所志所适,也惟有闲逸而已,因此最后二句自然地归结到闲情上:“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作者自问自答,写得含蓄而余韵悠长。王安石寄情黄鹂,不仅要表现在鸟语花香中的闲情逸趣,更是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
在安逸澹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着政治家的襟怀心志,在闲雅流丽的风调里显示着改革家的才性骨力。素洁平易而又含蓄深沉是这首词的基本特色,虽是集句,也体现了王安石词“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慨》)的创作个性。
但是,这首词最值得称道的是集诗句为词这一艺术形式。这是王安石的发明。唐人丰富的诗歌遗产,成了王安石现成的词句,除了第三句取自唐人殷益的《看牡丹》外,其余亦多出自唐诗,第一句用的是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第五句的出处是韩愈的《南溪始泛》:“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第六句来自方械的诗(失题):“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如此信手拈来,随意驱策,使之协律人乐,变诗为词,确实体现了作者学富才高的创作功力。这首集句词的成功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