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诗的前两句“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是写韩歆“昔日”与“今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韩侍御,即韩歆。公元758年(唐至德三载)被贬,由殿中侍御史来广德隐居,此时李白送韩歆去广德。昔日,韩歆是侍御,“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旨外出”,“衣以绣者,尊宠之也。”可以说是耀武扬威,富贵荣耀。然而,韩歆“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今日”李白“贳酒”来招待“昔日”的“侍御”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形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后两句“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写欢送韩歆的情景。韩歆被贬,要去广德隐居,人们送别得喝酒,酒要用钱来买,没钱的李白有时用五花马、紫绮裘、龙泉剑去换。然而此时,诗人又身无分文,好友来了,“人情大似债,头顶锅来卖。”李白去赊酒,而且赊了大量的酒,“与君倾”。诗人一边赊酒,一边又去赊月。“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赊月自然要简单得多。“暂就东山赊月色”,这里的“月色”也赊下了,这里的“舞台”是东山,灯光、布景任尔用,诗中将“酒、月、歌”融合在“东山”的大背景下。当夜皓月当空,月光满地,诗人放声歌唱,人们尽兴欢歌,“酣歌一夜”,通宵达旦,这是为欢送一个人:“泉明”。泉明,即渊明,陶渊明。《野客丛书》载:“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谓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扬渊之称扬泉,非一字泉明也。”诗人有意此时把韩歆比作陶渊明。因陶曾在彭泽县为县令,辞官不做。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李白在这里将两人相比,主要是对韩歆的安慰,更是对他的颂扬。
这首诗在艺术上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睹物兴情”、“辞以情发”。李白将客观景象溶入自己的主观意象,并达到了形式上的同构与精神上的共鸣,体现了诗人与友人的那种淳朴、真挚的友情。诗句浑然天成,如行云流水。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春色触发人们的怀远之情,这在闺情诗中有无数的表现,例如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其情绪的发动与此相似,虽然后两句出以怨责口吻,实在还是表示她的春心是由春风撩拨的。所以把女子的怀人之情称为“春思”、“春心”,真是合适不过了。这首古诗一开始就写出了人们的共感,叫人觉着清新可喜。如果将它放在闺情诗的序列里,它又是较早这样表现的,读者读着李白等人的作品,自然就想起了它。这里写这个女子的联想又是十分具体、细腻。春风吹动了她的罗衣裾,使她想起了对方的青袍,这是由此及彼的联想;青袍的颜色是青的,眼前的春草也是青的,眼前的春草在春风中舒展着,心上人的青袍也一定是在春风中飘拂着,这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联想。通过这些联想,对方的形貌就宛然在目,她得到了一种幻想的满足了。当然,这些联想的逻辑顺序在诗句间并未清楚展示,由“罗衣裾”到“青袍”、由“长条”再到“青袍”,其间的联结,是由读者补缀起来的。这就是诗的可味之处。这里以“春草”象喻“青袍”,也是很新鲜的,五代牛希济有一首小词《生查子》,其结尾两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大概是由此脱化而来的。
上面四句都是写这个女子的感情活动,可以叫“想”,下面四句写她的行动,也就是“望”。“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津梁,就是桥梁,也许当初她所怀念的人就是由此出发的。这两句说:今日一早她就登上此地,提起衣裳久久瞩望,对远人她是多么思念啊,其心情又是多么焦灼啊。自然,她是望不到“所思”的。《诗经·卫风·氓》写女主人公望“所思”方位:“乘彼诡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这里没有写她的“泣涕涟涟”,而是写她的继续期待和追求,显得含蓄而温厚。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男子叫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到时女子未来,河水暴涨,尾生不肯离开,抱着桥柱淹死了。这是宁死不负信约的典型。“皎日以为期”是句成语,古人往往指日为誓,以示信守。这两句是说:“怎能像尾生那样坚守信约、如期而归呢!”这两句有的解释为:“这是深怨‘所思’不可靠的意思。”恐怕未必。与其说是怨,不如说是热烈的期待,她是以尾生这样的钟情来期待她的爱人的。另外,“抱柱信”故事的引入也很自然,此地即为津梁,与故事的情境是一致的。
此诗可能为文人加工的民间作品。它即景起兴,即事发想,自然浅切,情态宛然,大概原本是“男女相从而歌”那种环境中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