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五句，从樵夫随身不离的工具——斧子入手，先是运用了两则古代的典故。一则是观看仙人下棋，以致烂了斧柄；一则是飞上天空，修磨七宝月轮：都是充满神奇夸张色彩的传说。可见作者是借物而寓现意境，暗衬出樵夫的不同凡俗：他饱阅世事，所谓“五百年来棋一局，闲看数着烂樵柯”（徐渭《题王质烂柯图》）；身手不凡，所谓“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咏“樵”而点涉“棋”、“月”，也说明这位樵夫具有雅士的素质。接着的两句，“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是巧妙的双关。表面上它仍是写斧，不去砍伐连理枝梢，故不至于锋刃卷缺。但其实质的含意，读者一目了然：连理枝是人间爱情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樵夫对它们爱惜有加，足见他是以仁德和正义为己身追求的有心人。这两句更明显地闪动着人物的身影，为下文对樵夫的直接描写，作了不露痕迹的过渡。
六、七两句对仗，形象而深刻地绘述了樵夫的日常活动。猿猴出没于深山悬崖，“猿枝”极言樵伐之险；野鹤在大树的枝梢上筑巢栖居，“鹤窠”极言山木之高。而樵夫涉险攀高，视同等闲，“不饶过”见出了他的勇敢坚决。山中涧谷乱石崎岖，坡坂泞滑难以驻足，而无论是“石涧”还是“泥坡”，樵夫都如履平地。“惯立尽”三字，体现出他知难而进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以上的七句已将樵夫的樵薪生活与正直刚强的品格作了充分的表述，那么结尾的三句，无疑是作者歌赞和审美的最强音。作者赞美樵夫，不仅是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出于他在精神上的超越。“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位蔑视名利、傲睨尘俗的高士形象。“云外”二字意兼虚实，既表樵夫的实际处所，又表出他的脱俗风神。元曲中常有对“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的赞美向慕，本篇这位“放怀歌云外樵夫”，是足以与之比并的。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
这首诗不同于其他凭吊屈原的诗文，它并未从屈原的人品才能和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着笔，通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住屈原的“迷魂”来写：首联写迷魂逐波而去，含恨无穷；颔联写迷魂长夜无依，凄凉无限；颈联叹迷魂之不易招；末联赞迷魂终有慰藉。这样围绕迷魂来构思，内容集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复书写，从而使诗具有回环唱叹之致。
诗的前四句是以景写情。屈原忠而见疑，沉湘殉国，此诗亦即从眼前所见之湘江落笔。“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对着湘江，想起屈原的不幸遭遇，诗人悼念不已。在诗人的眼中，清深的湘波，全都是泪水汇成。这“泪”有屈原的忧国忧民之泪，有后人悼念屈原之泪，也有诗人此时的伤心之泪。湘江流淌着不尽的泪水，也在哀悼屈原。而在这如泪的湘波之中，诗人仿佛看到了屈原的迷魂。“逐恨遥”写迷魂含着满腔悲愤，随波远去，湘江流水无穷尽之时，屈原迷魂亦终古追逐不已，其恨亦千秋万代永无绝期。“恨”字和“泪”字，融入诗人的强烈感情，既是对屈原的悲痛哀悼，也是对造成屈原悲剧的楚国统治者的强烈谴责。
颔联又从湘江岸上的景物再加烘托。这联化用《楚辞·招魂》、屈原《九歌·山鬼》语句。“枫树夜猿”，是说经霜的枫树和哀鸣的愁猿，构成一幅凄楚的秋夜图。“愁”既是猿愁，也是迷魂之愁，而猿愁又更加重迷魂之愁。下句的“女萝山鬼”即以女萝为带的山鬼。“语相邀”既指山鬼间互相呼唤，同时也指山鬼们呼唤屈原的迷魂，境界阴森。长夜漫漫，枫影阴森，迷魂无依，唯夜猿山鬼为伴。此联景象凄迷，悲情如海，读之使人哀怨欲绝。
下面四句似议似叹，亦议亦叹，抒发诗人内心的慨叹。五、六两句是说：即使屈原死后埋在地下，其尸也会归于腐败，魂也难以招回；何况是沉江而死，葬身于腥臊的鱼虾龟鳖之中，他的迷魂就更难招回了。以上三联，都是感伤悲叹，末联情调一变，由凄楚婉转变为激越高昂，以热情歌颂屈原的忠魂作结。这一联糅合了《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和《续齐谐记》楚人祭祀屈原的传说。意思是说：只要楚人不灭绝，他们就一定会用彩丝棕箬包扎食物来祭祀屈原，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诗人。
这首诗化用《楚辞》和屈原作品中的词语和意境入诗，而不着痕迹，读来语如己出，别具风采；全诗以景托情，以感叹为议论，使全诗始终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内容上反复咏叹使此诗“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评李商隐诗语），感人至深。
这首诗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后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这首诗纯用比喻，语言素朴，精致细密，韵味悠长。这首诗分作两节。
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诗中用了两个比喻。首句的“客”即指在汴京作客的欧阳秀才。春风一吹，草木都开始萌芽，欧阳秀才心中也像草木发芽一样，产生了出游的愿望。“忽与春风动”点出时间。“忽”字、“动”字下得特别精当。春天的花草树木，往往头一天看还光秃秃的，第二天却忽然绽出颗颗新芽来了。“动”字不仅是说萌芽的发生，还指它在春风吹拂下不断成长；它一经萌芽，不久就要长出枝叶，开出鲜花。出游的念头也是如此，它一经产生，就不断滋长，变得愈来愈强烈。所以第三句用“又随”二字紧接转入下文。由荫芽而开花，花又被风吹落，飞向天空，欧阳秀才的心，又随着落花，飞向西江。古典诗词写落花，常常带着感伤的情调，这首诗写其飞举飘扬，却充满生机。“西江梦”指想象中即将开始的江西游历生活。梦境是变幻莫测、飘忽无定的；既可以梦见过去，也可以梦见未来。用“梦”形容游历生活，可以引起无穷联想：使人联想到欧阳秀才去江西后的行踪不定，生活的丰富多样、难以预测，使人联想到他醒里梦里对此日客居京中这段生活——包括作者这次送别在内——的回忆；既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包含着对过去的深长怀念，情致绵邈，意味无穷，造语之妙，已臻绝致。这四句比喻新颖贴切，把欧阳秀才游江西之事，完全变成生动的形象描绘，可见作者的才思和艺术创造力。
下面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是说他才华出众，非常人可比，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家无梧桐”既是诗人自谦，也是对门人的勉励，愿他振翅高飞，奋力进取。门人即将远行，作老师的对他将来的一切非常关心，下面两句就是对他的谆谆嘱咐。这首诗“凤巢”两句即暗用其意，是要欧阳秀才去江西以后，善自择居，慎于交友，不要同卑俗之人居处和往来；同时也是奖誉欧阳秀才，说他今后前程远大，绝非“乌哺”辈所能相比。这是作者的临别赠言。结尾紧接“桂林”，举酒相送，以功名相期，补足送别之意。《晋书·郤诜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无忘桂枝荣”，就是要欧阳秀才不要放弃科举；举酒相送既是送别，也是祝愿他异日科举及第，不负所学，施展平生的抱负。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要跻身仕列，只有应试及第一途，所以作者以此作结，郑重叮咛，表达了对门人的殷切期待。
古代诗歌运用比喻手法的很多，但像这首十句的五言古诗，通篇从头到尾全都采用比喻的，却不多见。这正是此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比喻可以使诗含蓄蕴藉，更富形象性，增添诗情画意。该篇绝无华丽秾艳语，精致细密，韵味悠长，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