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访友诗。诗文首联的散文句式，既有叙述二人交谊的作用，又真切地传达了作者睽违十年再见朋友的感慨。中间两联，一说理，写景，而景理交织，不仅以劝慰来表达作者对朋友的关心，更以“自深浅”之“自”，在主张和光同尘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内心仍然坚持的拒绝世俗、高洁自守的生活态度。尾联对首联的回应，起到了首尾呼应的作用，则使诗篇有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就像作者向朋友谈心，虽然谈到的是很深刻的生活哲理，读来却很亲切。
首联直言对老友的印象，黄庭坚和子真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同登第三甲进士第，至今已整整十年，故称“十年不见”。“犹如此”这三个字语词平平而含蕴丰富，既是与友人阔别重逢的总体感受，也是对他不改昔日思想品格的真实写照，而不光指外表形貌。第二句进而揭示“犹如此”的内蕴。诗人未曾感到子真因没升官而长吁短叹。这就生动地刻画了子真的秉性耿介和不阿附权贵。开首两句仿佛脱口而出，可见二人相会时思想感情的融治。
颔联言子真“滞留“的原因，并委婉劝导友人。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白璧明珠”本《史记・邹阳列传》：“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诗中比说子真的美行高材像白璧、明珠一样莹洁，容易引起一些人的嫉恨，难免使人按剑而视。诗人劝说子真：您看，浑浊的叹水和澄清的渭水不是合流了？合流后清浊界线依然分明，您不妨随和些。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愤，是山谷诗中常见的题材内容。这里诗人一方面赞美友人的品格清高，另一方面却又劝以随和同流，看来是要子真稍稍收敛锋芒，适应环境，免遭小人的暗算，等待“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机，而非劝他去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怕也是庭坚专程造访的用心之一。
颈联宕开笔锋，描写河上相会的美景。“自深浅”和“相应酬”相对，见出诗人观察景物的细致和用字的精确，因为晴天百花争艳，深与浅、明与暗的颜色对比十分强烈：而和风拂煦，群鸟鸣啭，此伏彼起，确也似我唱你和，赛比歌喉。生机盎然的初春景色，烘托出友人聚会的欢快心情。
尾联极写两人谈笑饮酒之乐。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云：“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此时此地，初春良辰，花香鸟语，重逢赏心，谈笑欢悦，恰正四者兼并。酒以助兴，自非庸俗之物，对着老友尽情而乐，哪有说愁道恨之处呢！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与尔同销万古愁”。
此诗为七言律诗，题目中五原是古称，即唐丰州九原，今为内蒙古五原。中唐时，这是唐和吐蕃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区。李益曾为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府，居边塞十余年。这首诗是李益的代表作。
诗的头两句先写收复后的饮马泉的明媚春色。春天里的饮马泉，杨柳轻拂，绿草无边，呈现出一片静谧、迷人的景色。然而曾几何时，这片肥沃的土地，曾沦陷于胡人的铁蹄之下，任其践踏，根本没有这种冬去春来，劫后复苏的情景。“旧是”二字，含蓄婉转，既包含对今日收复的喜悦，也透露出对昔日国难的感慨与忧思。
三、四句写夜宿五原的见闻。五原之夜，明月皎皎，笳鸣声声，这一静一动，更有力地烘托出塞外之地空旷、辽阔的意境。笳鸣，是古时的军号声，其悲壮苍凉的音调，最能拨动久于旅生活的爱国诗人的心弦，使他们心中刹时涌现出驰骋疆场的豪情，所以下句“何人倚剑白云天”的联想就显得极为脱落自然。
“何人”是不定指的反问，既是边塞鸣笳之地，将士们冲锋陷阵、为国捐躯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理想中所希冀的能多有一些倚剑天外的英雄来保卫边疆的恳切愿望。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既含有喜悦的赞叹，又蕴藏着担忧的感伤。它透露出五原这一带虽然眼下已被收复，但形势尚很紧张，边防能否巩固尚令人担心。
五、六句写饮马泉由冬到春的变化，暗喻收复后与收复前的今昔不同。“从来”是指过去，说明作者随同节度使来到饮马泉已不是走了一天两天，而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几乎走过了一冬天。那时关塞道路，冰冻一片，坎坷难行；而今的饮马泉已是春天，寒冰解冻，绿水分流。严冬与阳春之景，艰难与欢畅之情，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有收束全篇的作用。五原饮马泉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诗人从饮马泉眼前的景色，回想到饮马泉的历经变迁，从饮马泉的历经变迁联想到自己多年从军的坎坷生涯。国势的衰颓，战乱的频繁，个人的失意，使忧国思乡的诗人在军旅中度过了大半生，消耗了美好的青春，而今面容憔悴，年华消逝。“恐惊”二字，写出了诗人怕回首往事功业未成的沉痛心情。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局势、边防的安危紧密结合，似水到渠成般地把全诗的思想感情收结起来。
摄取典型形象，运用多种手法，寄情于景，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点。全诗八句，几乎一句一个景象，象电影镜头一样连续放映出八个画面：春光明媚的大草原；碧波荡漾的饮马泉；笳声悲壮的空旷月夜；倚剑天外的守边将士；冰雪封冻的关塞之路；汉使面前的流水淙淙；以及怕临泉照影的憔悴老人和回忆中的当年之英武青年。这些画面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画面中有景色，有人物；有眼前的，也有过去的；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有看到的，也有听到和想到的。
这一系列的画面，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最终都以诗人的行踪为线索，融汇在诗人对边塞形势的感慨中，从而生动和谐地组成了一幅“过五原”的大画卷。面对这幅色彩绚丽，含蓄深沉的画卷，不由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回味。
同激昂高扬的盛唐边塞诗相比，李益这首诗忧伤重于欢欣，失望多于希望，情调大相径庭。这是不同时代使然。同时，正由于诗人具有爱国热忱，因而明知前途难测，希望微茫，却仍然要给人以欢欣和希望，这是诗人思想感情使然。这就使这首诗独具一种风格，欢而不乐，哀而不伤，明快而婉转，悠扬而低回，把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和谐动人，含蓄不尽。明人胡震亨概括李益边塞诗的基本情调是“悲壮婉转”，能“令人凄断”，这首诗正可作为代表。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