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个四句组（“王子析道论，微言破秋毫。还归布山隐，兴入天云高。”）以“毫”、“高”为韵，是全诗的起首，“王子析道论，微言破秋毫。”介绍王山人并对友人才干的赞赏跃然纸上；“还归布山隐，兴入天云高。”叙事说友人要归布山了；第二个四句（“尔去安可迟？瑶草恐衰歇。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改以“歇”、“月”为韵，是承接前一组诗，“尔去安可迟？瑶草恐衰歇。”直言对友人的不舍，希望友人能多待几天；“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说王山人要走，我也很想走，向往那种隐居生活；第三个四句（“傲然遂独往，长啸开岩扉。林壑久已芜，石道生蔷薇。”）又改以“扉”、“薇”为韵，是诗意起了转折，诗人想象王山人回到布山的情景，言语间满是向往；最后一个二句（“愿言弄笙鹤，岁晚来相依。”）和上一组诗一样，也以“依”为韵，“岁晚来相依”以讲述自己的愿望结束全诗，我也要到你那里去。全诗开头的起句到最后的结句，从述说友人要走到自己也想跟友人一样，诗人的思想从起句到结句已经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

　　朋友离别而去，李白有着浓浓的不舍与依依惜别之情，但只说“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把万语千言融入到景色之中，耐人寻味。虽然是赠别，却无凄凉之味。“愿言弄笙鹤，岁晚来相依”，诗人很直接的表达了向往隐居和求仙访道的生活。并据记载李白于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后期，曾隐于徂徕山，这首诗题中之“王山人归布山”，并说“我心亦怀归”、“岁晚来相依”不谋而合。

　　这首赠别诗，虽有别离之愁，却并不为愁所溺，“哀而不伤”，这也是盛唐“酬应体”五古的一个特点，离别之际，他们或许会有些伤感，但是不会沉沦其中。

　　这首咏物诗，以寒菊象征忠于故国决不向新朝俯首的凛然气节。诗中句句扣紧寒菊的自然物性来写，妙在这些自然物性又处处关合、暗示出诗人的情怀。“抱香”，喻指自己高洁的民族情操，“北风”，双关语，暗示北方来的蒙古统治者。全诗写得壮烈激昂，掷地有声。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这句主要意思百花在春光明媚的时节盛开，独有菊花挺立在凌厉的风霜之中，不与百花争妍斗艳。紧接着，诗人又写百花已经凋零，只有菊花立于疏篱旁，意趣无穷。这里的“趣”，既指菊花的傲风拒霜、独放光华的自然之趣，也是画家融入菊花形象中的高洁坚贞、真淳自得的主观之趣。诗句融入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此中有真意”的意趣。范成大在《范村菊谱序》里提到“以菊比君子”的说法，云： 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晔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范成大序文与郑思肖诗句的题旨是相同的，范文可以帮助我们领悟郑思肖诗歌意象的深刻内蕴。

　　后两句诗意深转一层。菊花盛开后，在枝头逐渐枯萎，花瓣并不凋谢落地，故云“枝头抱香死”。北风在南宋文学家的笔下象喻来自北方的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诗句用隐喻手法，是说宁可为坚持气节而死去，不愿屈服于蒙元统治集团，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正气，真诚地剖白了诗人自己的至死不渝的崇高民族气节。这两句诗有所本，宋代朱淑真《菊花》诗：“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郑思肖略事点化，使诗的意蕴更为深化，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这首诗的重点是托物言志，不在于发挥画理，因此具有咏物诗的特征。全诗写菊花之形貌，得菊花之神理，又能超乎其上，在充分表现菊花自然属性的同时，摅写了郑思肖的爱国情操，既表现出菊花的自然美，菊画的绘画美，又表现了画家兼诗人的人格美，使菊花形象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和谐的统一，这首题画诗也便有了崇高的审美体验和深睿的哲理含蕴，使读者从中获得美感愉悦和生活启迪。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早在钟嵘《诗品序》中，就曾说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话。大自然中四时景物的变化足以感动人心，本来是千古以来诗歌创作中的一项重要质素，一般说来外界物象之所以能感动人心，大约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由于有生之物对于生命之荣谢生死的一种共感，所以见到草木之零落，便可以想到美人迟暮之悲，如同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修于芳春”。其二是由于大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运转，往往可以对人世之短暂无常，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即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在这两种情况中，物与心之互相感发都是较为明白可见的，在评赏时，也都较为容易解说。有些作品，物与心之间相互感发的关系，并不明白易见，其中确实具有一种深微幽隐的感发。冯延巳的这一首词，正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它传达的并不是什么强烈明显的情意，而是以锐敏细微的感受，传达了一种深微幽隐的情绪的萌发。

　　开端第一句“逐胜归来雨未晴”，先由时节和天气写起，在时节与天气之间，表现了一种矛盾情况。时节是美好的游春逐胜的日子，而天气则是阴雨未晴。“逐胜”，指春日争逐于游春赏花之事，意兴原该是高扬的，但阴雨天则使人扫兴。“雨未晴”似乎也透露一种将晴而未晴之意。诗人“逐胜”已经“归来”，虽在阴雨之中，却也未曾放弃“逐胜”的春游。在这种种矛盾的结合之间，便已显示了一种繁复幽微的感受，既有兴奋，也有怅惘。既有春光之美好，也有细雨之迷蒙。这开端一句看似非常平淡，实已具含了足以引发人心触动的多种因素。像这种幽微婉曲的情境，只有最为敏锐善感的心灵才能感受得到，也只有最具艺术修养的诗人才能表现得出来。

　　接着“楼前风重草烟轻”一句，写的正是这情绪触引中的眼前所见。“楼前”二字，表面只写诗人倚立楼头，为以下写楼前所见之景物做准备，但诗人“逐胜归来”，依然倚立楼头，就是内心由于逐胜之游引起了一种触引感发。“风重草烟轻”使心中原已触引起的一种感发，更为滋长和扩大。“风重”是说风力之强劲，“草烟轻”，是说草上烟蔼因风吹散而逐渐消失。表面写眼前将晴未晴的景色，然而“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种景色，正是引起人心微妙之触发的重要因素。北宋词人柳永就曾写过“草色烟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可见“草色烟光”的景色，确实可以引起人内心的一种感发。一个人如能够观察到风力之“重”与草烟之“轻”，此人必是已在楼头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了。于是诗人对四周的景物情事也就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与更为深刻的感受。因此下面继之以“谷莺语罗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的叙写。“谷莺”，是才出谷的黄莺，正是鸣声最为娇软之时，这种鸣声正代表了春天所滋育出来的最新鲜的生命。何况这种娇软的莺啼，又是从繁枝密叶的花树边传送过来的，有声，有色，这种情景和声音所给予诗人的感发，当然就较之第二句的“风重草烟轻”更为明显和动人了。如此逐渐写下来，大自然的景象便与诗人的情意逐渐加强了密切的关联。于是下一句的“水调声长醉里听”便写到了人的情事。“水调”是一种哀怨动人的曲子。“水调”且“声长”更可想见共声调之绵远动人。何况诗人还在后面又加了“醉里听”三个字，这就不仅写出了饮酒之醉，而且因酒之醉更增加了诗人对歌曲的沉醉。这首词从开端的时节与天气一直写下来，感受愈来愈深切，写到这里，真可以说是引起了干回百转的无限情思。有了如此幽微深切的感发，便不由人不想到要寻找一个足以将这些情思加以投注的对象，于是诗人遂终于在最后写出了“款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两句深情专注的词句。这二句真是表现得珍重缠绵。“款举”是极其珍重尊敬的态度，“金觥”是极其珍贵美好的器皿，金觥中又是极其芳醇的酒浆，最后更加一“劝”字，当然是劝饮之意，如此珍重地想要将芳醇的美酒呈献给一个值得呈献的人，诗人心中所引发洋溢着的是无比深挚芳醉的情意。最后结之以“谁是当筵最有情”，意谓：在今日的筵席之上，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体会这种深浓的情意，值得呈献这一杯美酒的有情人呢？于平淡的叙写中逐渐加深了情意的感发，表现出内心深微幽隐的一种投注和奉献的追寻与向往之情，这正是冯延巳词的一贯的特色。

　　这是一首触景伤情的感怀之作。岘山是襄阳名胜，孟浩然于此吊古伤今，感念自己的身世，再度抒发了感时伤怀的这一古老主题。

　　首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大至朝代更替，小至一家兴衰，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是在不停止地变化着，没有谁没有感觉到。人类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存，今天的一切很快又会成为过去，古往今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永在无情地流逝。首联两句凭空落笔，似不着题，却流露出诗人的心事茫茫、无限惆怅，饱含着深深的沧桑之感。

　　颔联紧承首联。“江山留胜迹”是承“古”字，“我辈复登临”是承“今”字。“胜迹”，是指山上的羊公碑和山下的鱼梁洲等。作者的伤感情绪，便是来自今日的登临。登临岘山，首先看到的就是羊祜庙和堕泪碑。羊祜镇守襄阳颇有政绩，深得民心，他死后，襄阳人民怀念他，在岘山立庙树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诗人望碑而感慨万分，想到了前人的留芳千古，也想到了自己的默默无闻，不免黯然伤情。

　　颈联写登山所见。登山远望，水落石出，草木凋零，一片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当时当地所特有的景物，提炼出来，既能表现出时序为严冬，又烘托了作者心情的伤感。“浅”指水，由于“水落”，鱼梁洲更多地呈露出水面，故称“浅”。看到鱼梁洲，自然会联想到曾与司马徽、诸葛亮为友，数次拒绝刘表延请的隐士高贤庞德公。“深”指更远处，一望无际、辽阔广远的云梦泽展现在眼前。天寒水清，冷气阴森，更感湖泊之“深”。古代“云梦”并称，在湖北省的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泽”，江北为“云泽”，后来大部淤积成陆地，今洪湖、梁子湖等数十湖泊，皆为云梦遗迹。在岘山看不到梦泽，这里是用来借指一般湖泊和沼泽地。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诗人登临岘山，深秋的凋零，不能不使他有“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眨眼又是一年过去，空怀才华却无处施展的慨叹。

　　尾联中“羊公碑尚在”，一个“尚”字，十分有力，它包含了复杂的内容。羊祜镇守襄阳，是在晋初，而孟浩然写这首诗却在盛唐，中隔四百余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是多么巨大！然而羊公碑却还屹立在岘首山上，令人敬仰。与此同时，又包含了作者伤感的情绪。四百多年前的羊祜，为国（指晋）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没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之，就不免“读罢泪沾襟”了。

　　此诗因作者求仕不遇心情苦闷而作，诗人登临岘山，凭吊羊公碑，怀古伤今，抒发感慨，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借古抒怀，融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炉，感情真挚深沉，平淡中见深远。

　　该诗前两联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诗的前四句，就是概括羊祜的话。“人事”，人物及其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后两联既描绘了景物，富有形象，又饱含了作者的激情，使得它成为诗人之诗而不是哲人之诗。“湮灭无闻”正是对诗人自己遭遇的真实写照，触景生情，倍感悲伤，不禁潸然下泪。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感生命之短促，表达怀才不遇之悲伤。同时，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动人，以平淡深远见长。清沈德潜评孟浩然诗词：“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这首诗的确有如此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