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散文开篇描写游定惠院东小山,观赏海棠和枳木,醉酒花下。描写海棠只用“特繁茂”一笔带过,引出“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以昔游之乐烘托今游之乐,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苏轼初至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电》诗,极力赞美这“佳人在空谷”的海棠幽独高雅和美丽清淑的品格,并悬想其乃移自西蜀,而自己以蜀人谪居此间,引为患难之交。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对这株海棠喜爱之深和置酒花下的情怀。写枳木则着重刻画其性状,以老人的脖颈形容枳木筋脉裸露在外,用一串串的大珍珠比喻洁白而圆润的花朵,都很新颖形象。不论写海棠还是枳木,均透露出园圃主人对作者的深挚友情。 一山园虽已易主,新主人以苏轼之故,对他所喜爱的林木仍加意保存、爱护。起笔用笔富有变化,不落俗套。“既饮”以下依次写憩于尚氏宅第的潇洒和不拘形迹,听崔成老弹雷氏琴的超然感受,买木盆以清泉浸渍瓜果的乐趣,人何氏园竹阴置酒的幽雅,席上“油煎饵”的酥美,归途乞丛橘移植的清兴……十馀件野游细事,一一写来,不嫌堆砌,不觉平板。不待安排,不拘体式,幽默风趣,灵动自然,仿佛率意挥洒,而情韵遂现,娓娓动听,是苏轼小品文中的佳作。
这篇散文游记,写作者与志趣相投者寻访郊游,饮酒聚乐的情景。作者笔下的园林景物清淡、恬静,宛翅一幅写意山水画,流露出作者安然自若的情怀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赏花,饮酒,听琴,品味,各得其妙。
读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当地风物,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极为融洽,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昧与乡土气息,所以语言清新、自然,有随手拈来、信口脱出之美。结构组织似不经意,然而按时间顺序记一天游玩过程,有松而不乱之美。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