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头两句吟后顿觉一种惆怅忧伤的气氛透入心扉，眼前仿佛看到这样一位青年，他满面愁容，步履迟疑地走出京城，向着江边的山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踏行。他之所以“徘徊”，“踯躅”，是因为他对“京邑”“恋”念极了。“恋京邑”为一篇中要领。
“陵高墀阙近，眺迥风云多”。皇宫在京邑中，是诗人日常出没之处。建康为东吴、东晋古都，古迹胜景不胜枚举。诗人登上烽火楼，既没有放眼江天山野，一抒久处“墀阙”之怀，也没有凭吊陈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首先回首俯视“墀阙”。他平素身处墀阙，似乎对墀阙看犹未足，而来登此烽火楼作一饱览。按理说，他此日登楼所望“墀阙”，比他平日所见应是远了。但诗人在此却说是“近”了。这乍想似乎违于理，但深思后便觉合乎情。这“近”字实从首句中“恋”字而来，因其“恋京邑”，故视京邑中的一切便反远为“近”了。“近”字凝结着诗人对京邑、墀阙的无限深情。前三句写京邑，“眺迥”句与上句对举，转写荆州。他对京邑是那样的“恋”，对即将赴任的荆州，诗人也以三句作答。据《南齐书》本传载：谢朓去荆不久，便被同僚王秀之向武帝告密，武帝随令“朓可还都”。据此可知，荆州随王府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谢朓对此也当早有所料，故“风云多”一语，绝非简单的写景，而实隐含着对此去荆州的畏惧之情。
接着两句，隐含此情尤深：“荆吴阻山岫，江海含澜波。”荆吴之间，有山有水。山水本是诗人素性爱好玩赏之自然景物，此时却成了他的惆怅忧郁的象征。山是阻隔两地之情的障碍，江水有着险不可测的波澜。诗人此去荆州福祸未卜，一腔心事咏叹无端，移情于景，以寄托其畏惧之思。
“归飞”一句，笔意陡转，神思飞越，由将去而未去荆州的此时，想到去荆州后思归之日，陆地有山岫相阻，水路有澜波惊扰，空中又恨身无羽翼。未去荆州时，已对京邑恋不可舍，去了荆州，遇上人事趄必将更“恋京邑”。“恋京邑”而归不得京邑，其心境之愁苦忧思，亦必十倍于今日。忧思及此，笔锋再一转：“其如别离何？”自我提问道：早知日后愁苦，何必今日离此京邑而去荆州呢？
这首诗以“恋京邑”提携全篇，明写京邑可恋，暗写荆州可畏。由情及景，以景融情，由今及后，由后复今，妙笔回还往复，互为呼应。诗意含蕴，耐人寻味。
诗以“野望”为题 ，是诗人跃马出郊时感伤时局、怀念诸弟的自我写照。
首两句写野望时所见西山和锦江。西山主峰终年积雪，因此以“白雪”形容。三城，在当时驻军严防吐蕃入侵，是蜀地要镇。
中间四句是野望时触发的有关国家和个人的感怀。三四句由战乱推出怀念诸弟，自伤流落的情思。海内外处处烽火，诸弟流散，此时“一身遥”客西蜀，如在天之一万。诗人怀念家国，不禁“涕泪”横流。真情实感尽皆吐露不由人不感动。
五六句又由“ 天万”“一身”引出残年“多病”，“未”贡微力，无补“圣朝”的内愧。杜甫时年五十，因此说已入“迟暮”之年。他叹息说：我只有将暮年付诸给“多病”之身，但“未有”丝毫贡献，报答“圣朝”，是很感惭愧的。
杜甫虽流落西蜀，而报效李唐王朝之心，却始终未改，足见他的爱国意识是很强烈的。中间四句，由于连用对偶尔将诗人的家国之忧，身世之感，特别是报效李唐王朝之心，艺术地得到有效概括。
七八句最后点出“野望”的方式和深沉的忧虑。“人事”，人世间的事。由于当时西山三城列兵防戍，蜀地百姓赋役负担沉重，杜甫深为民不堪命而对世事产生“日” 转“萧条”的隐忧。这是结句用意所在。诗人从草堂“跨马”，走“出”南“郊”，纵目四“望”。“ 南浦清江万里桥”是近望之景。“西山白雪三城戍 ”，是远望之景。他由“三城戍”引出成乱的感叹，由“万里桥”兴起出蜀之意。这是中间四句有关家国和个人忧念产生的原因。
杜甫“跨马出郊 ”，“极目”四“望”，原本为了排遣郁闷 。但爱国爱民的感情，却驱迫他由“望 ”到的自然景观引出对国家大事、弟兄离别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反思。一时间，报效国家、怀念骨肉和伤感疾病等等思想感情，集结心头。尤其为“迟暮”“多病”发愁，为“涓埃”未“答”抱愧。
此诗前三联写野望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即由向外观察转为向内审视。尾联才指出由外向到内向的原因。在艺术结构上，颇有控纵自如之妙。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诗人以平易清新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恬静闲雅的巴女放牛图。“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写的是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烟霭四起，江上菱叶铺展，随波轻漾，一个天真伶俐的巴江女孩，骑在牛背上面，亢声唱着山歌，沿着江边弯弯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转家去。如此山乡风味，极其清新动人。
下两句：“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纯然是小孩儿天真幼稚的说话口气，像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女孩对于旁人的一段答话。这时天色渐渐晚了，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还是一个劲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听任牛儿不紧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催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天黑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才不害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了！木槿入夏开华，花有红、白、紫等色，本是川江一带农家住房四周通常的景物，根本不能以之当作辨认的标志。小女孩这番自作聪明的回话，正像幼小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我家爷爷是长胡子的”一样的引人发笑。诗中这一逗人启颜的结句，对于描绘人物的言语神情，起了画龙点睛的妙用。
古人说：“诗是有声画。”这首小诗就是如此。因为它不但有形、有景，有丰富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芭蕉的新绿和竹篙上紫、白相间的槿花），而且还有姑娘清脆的歌声。《竹枝词》是流行在巴渝一带的民歌，从诗人刘禹锡的仿作来看，讴歌天真纯洁的爱情是它的基本内容。从此诗中可以想见，这位巴女正是在纵情歌唱着她青春的情怀，这从“藕丝菱叶”似乎也能得到一点暗示。而且，妙就妙在她是骑在牛背上，一路走一路唱着，像移动的电影镜头一般，慢慢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空阔的远方。“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使整首诗充满乐观开朗的气息，给予读者一种健康的美的享受。
这是于鹄采用民谣体裁写的一篇诗作，词句平易通俗，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川江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恬静生活的一个侧面，读来饶有隽永动人的天然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