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游子客中自叙,开头两匀追述他离家时与妻子约定五日便返,因为“去”、“来”只有三百里路,谁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如今六天已过,逾期未归,他便料想家人定会产生疑虑,更会在门外伫立凝望:“应是望多时”。前四句用平淡的语言,说出了人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应是”句从对方写起,从对方落笔,看似平常,却把自己思念家人和家人盼蔓亲人归来的心情同时表达出来,真是一箭双雕。
下片写游子归心似箭,回程途中,尽管不断加鞭,仍嫌马儿走得太慢。“鞭个马儿归去也”。照理马儿就会跑得更快.但他“心急”,故嫌“马行迟”。一“急”一“迟”,互为映衬。用字平常,含义丰富。忽听得路旁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游予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凡,先报那人知。”长期的民俗传说均把喜鹊作为富于人情睬的报喜之鸟,在敦煌瞎子词中一再出现,如《阿童篓》:“正霓庭前双鹊喜。君在塞外远征网”。说喜鹊将给离人带来喜讯。此词男主人公抱着淳朴的愿望,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那入”报个讯。这样,这只喜鹊就成为沟通恩归与游子思想感情的媒介,把游子的归家心切和器切的盼望之情相互交织、统一起来。
该词充分体现了辛词通俗清新的艺术风格。它既无运用历史典故,亦无慷饿刚健之音,而全用朴素清新、明自如话的家常语,采取自描的手法,把游予思归的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癔情朴实真挚,格调健康清新,且词中两个“儿”字,一在句中,一‘在句末,均为当时民间口语,更富有民歌风韵。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
上片,写秋夜思的凉色。“秋帷里,长漏伴人无寐。”不说贵人心不平静,而说长漏与贵人为伴不能人眠,躺卧“秋帷”,煎熬“无寐”。“低玉枕凉轻绣被,一番秋气味。”不说贵人秋思心凉,而说“玉枕”低枕而“凉”,“绣被”顿时而“轻”薄。这凉玉枕,这轻绣被,渗透着“一番秋气味”,弥漫在贵人的“秋帷里”。或许就是这“玉枕”、“绣被”、“秋气味”,正是引起贵人“无寐”心凉的媒介。而这一幕就发生在夜色无声的“秋帷里”。
下片,写秋夜思的回声。“晓色又侵窗纸,窗外鸡声初起。声断几声还到耳,已明声未已。”长夜刚过,贵人本已心凉,全身心地浸透“秋气味”,应算完成“秋夜思”的全篇构建。词人竟运用词的有限文字,写了“秋夜思”的续片,在光和声上继续做文章,因为光和声最易撩动人的思想情感。“晓色”“侵窗纸”,点明早晨来临;“鸡声初起”,表示划破长夜的秋思,给“秋帷”人展示一线希望。晨光伴随不停的鸡声,从“到耳”中给“秋帷”人带来美好回声。或许这“晓色”、“鸡声”的来临,才真正解除“秋帷”人的绵绵夜思。而这一幕就发生在晓色有声的“窗外”,令人长长回味。
全词,写一贵人的秋夜思和余思,可词中找不到一个“思”字,更找不出在“思什么”。词人运用通感的手法,从色与声的沟通、挪移中构思了“秋帷”人的秋思图。上片,“秋帷”人一言不发,无声胜有声;下片,“鸡声”声声不断,则是有声衬无声。